蔣偉寧政績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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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01/18
聯合晚報】成功大學將兩校區打通,新生一塊空地「廣場」,校方請學生社團聯合會徵求命名,等到「南榕廣場」奪下高票,校務會議卻以此名具有政治意涵為由,逕予否決。此事不但造成學生與校方尖銳對立,且後續風波反而更彰顯爭議。
大學的目的不只是窮經究理地發展知識,還希望將學生陶塑為具有博雅知識與民主價值觀的公民。成大校方委由學生徵求廣場名稱,原意應是藉此實踐公民塑造的過程。學生遵守公開的遊戲規則,得到「南榕廣場」這個名字;
用人名命名公共場所,是否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意義,當然可進一步討論,有人不盡贊同也可想像。但校方以校務會議,用行政主導的權力直接否決,出爾反爾,是十分失敗的民主示範,程序上反而留下「反民主」的教材。至於大學教授有關「炸彈客」之比喻失當,更不在話下了。
但從「南榕廣場」之命名,思考政治對立至今留給台灣社會的傷痕,也讓人十分感慨。遠從凱撒大帝主政時,就以自己的名字在羅馬興建了「凱撒廣場」,這種命名的傳統全球都有「遺跡」,政治性越高即爭議越強。
上世紀的台灣,從南到北的大小城鎮,幾乎必有「中正路」,蔣介石銅像更是無所不在。現今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前稱是「介壽路」,而中正紀念堂巍峨聳立多年。那些無論曾被歌頌為多麼光榮的英雄的名字,如若一直占據著人們的思維空間,對自由意識與價值選擇,未必是正面的指標,這正是民主化過程的教育。
「中正路」留下了過去的威權遺跡,而對主張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難道看見以自己命名公共空間會感覺欣慰?
成大風波未停 中正堂變中立堂【摘要2014/01/19
聯合報】成大學生抗議廣場命名風波未停,成大光復校區體育館「中正堂」,前晚遭人用紙板在「正」字上改貼「立」字,變成「中立堂」。警方昨天凌晨獲報後即請校方處理清除。
成大零貳社前社長林易瑩指出,校長黃煌煇若堅持不能有政治名稱的話,校內體育館中正堂也應改名,此番說法在網路上引起學生共鳴。前晚近11點,中正堂就被人貼上「立」字紙板,變成中「立」堂。
有學生認為「中正堂」之所以會變成「中立堂」,就是要求校方為命名事件公開道歉,且應抱持中立角度看待廣場命名一事。
成大主秘陳進成表示,尊重抗議人士及學生表達意見的權利;校方選擇低調處理此事就是因為站在中立立場,尊重各方意見,不介入政治。
李鈞震:
1.
許多大學都有設立政治系,許多國家的政要都是政治系畢業,對政治的研究與討論絕對是一種學術活動。大學怎麼可以逃避政治議題的討論?如果逃避面對,就是缺乏學術訓練,缺乏理性思考,缺乏理性討論的空間!
2.
成大主秘陳進成表示,「不介入政治」,這完全失去學者應有治學態度,難怪成功大學的「國際學術地位」遠不如台灣大學、首爾大學、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
3.
大學會缺乏國際學術地位,主因只有一個:教授們缺乏「好學不倦」的精神,教授逃避面對政治議題,教授逃避對學術的討論,教授缺乏社會正義感,教授缺乏國際觀。愛因斯坦、歌德、培根、伏爾泰、牛頓絕對不會逃避政治議題的討論。
4.
中正堂,絕對有政治意涵,應不應該?應該用國際上的學術水準來討論,教授應該有國際觀,不應該隨個人或族群的感情與偏見起舞。到底蔣中正是不是國際性的偉人?成大應該用國際上學術的標準來與學生、國際學者一起探討,一直討論到有明確的定義與結論。
5.
南非曼德拉、中國劉曉波、緬甸翁山蘇姬,是不是國際性的人權鬥士?國際上都有無數的學者專家對他們進行嚴格的學術討論與批判,給他們明確的價值定義與判斷,台灣的大學應該有這種國際觀,不應該逃避。
6.
以鄭南榕為名的「南榕廣場」,絕對有政治意涵,應不應該?應該用國際上的學術標準來討論,成大教授應該有國際觀,不應該隨個人感情與偏見起舞。到底鄭南榕是不是台灣人權、言論自由的偉人?應該用國際上學術的標準來探討,一直討論到有明確的定義為止。
7.
學術的研究,絕對不應該長期處在各說各話、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尊重各界意見……的狀況;學術的研究,就是要:1.追根究底、2.旁徵博引、3.明確定義、4.嚴密邏輯思考與推理、5據理力爭。教授如果缺乏以上五種理性,必定缺乏國際學術地位,必定誤人子弟。
8.
成大主秘陳進成與成大校長黃煌煇,如果「現在」缺乏以上五種理性,將導致成功大學的國際學術地位持續降低。
9.
成大教授王文霞,想要努力證明鄭南榕是恐怖份子,這種治學精神值得肯定;可是虎頭蛇尾又出來道歉,缺乏浩然正氣與學術風骨,也缺乏「據理力爭、提出證據」的學術能力。
參考資料:
羅瑩雪政績 別聽檢警調危言聳聽【摘要2014/01/19
聯合報╱王健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通過後,檢、警、調的反應如同末日來臨,好像從此對犯罪者將束手無策。
檢警調如此反應,其實並不令人意外。「違警罰法」與「檢肅流氓條例」當年被廢止時,他們恐嚇台灣將成犯罪者天堂。羈押權與搜索權從檢察官手上交給法官時,他們也揚言犯罪偵查將窒礙難行;但後來事實卻證明,這些全屬危言聳聽。
這次檢警調危言聳聽的新台詞則包括:「未來小案沒得破,大案辦不了」,「光偵辦一個毒犯,可能就要聲請十幾張監聽票」,「過去通聯紀錄一天可調到,未來要拖好幾天,偵查犯罪為時已晚」等等,反正結論就是一句話:打擊犯罪的手被束縛,破案率必然會下降。
有權力的人一旦被削減或剝奪其權力,初期反應都是抗拒。檢警調過去偵辦犯罪一向依靠監聽與通聯紀錄,現在遽然失去這兩項工具,難免會不適應甚至反彈。
但通訊自由是人民的憲法權利,而且法律是用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並非限縮人民的權利。歐巴馬最近之所以下達總統指令限縮國安局的監聽權,就是因為監聽已嚴重侵犯公民自由。同樣的,立委這次修正通保法,也是因為台灣監聽制度早已浮濫甚至濫權。
美國華府地院法官李昂(Richard
Leon)不久前判決國安局監聽違憲時,曾以簡單的數學來證明監聽的可怕。國安局曾辯稱,他們的監聽資料祇儲存五年,而且一年約祇追查三百通電話通聯。但李昂卻據此計算指出:監聽追查一支電話,就等於監聽一百萬通電話;監聽追查三百支電話通聯,豈不等於監聽了三億通電話?李昂說:「這個數字相當於美國人口數,可怕至極」。
台灣法院每年核准一萬五千張監聽票,監聽豈不比美國更加浮濫並且濫權?這樣的監聽制度還能不徹底改革?
通保法修正後,行政院雖已決定不提覆議,但在檢警調聯手壓力下,法務部卻決定再提修法。「當一個人在他者的眼裡無處藏身,生活就變成了地獄」,米蘭‧昆德拉曾經飽受政府濫權監聽之害,他這句話足為有監聽權力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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