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宗力政績28
【摘要2019.4.30.蘋果
吳景欽】土豪哥朱家龍，因辦毒趴致人於死的案件，第二審以轉讓禁藥致人於死罪，重判10年有期徒刑，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日前更一審僅以轉讓偽藥罪，改判2年6個月有期徒刑。
由於被告已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如此的判決，自引發有錢判生的質疑。但真是如此嗎？
根據《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或禁藥，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因而致人於死，根據第2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在土豪哥的案件裡，各審級法院皆認為有轉讓禁藥，但對此行為是否為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就產生認定差異。
對於犯罪致人於死的情況，學理稱為結果加重犯，也就是對死亡結果，於行為人來講是屬意外，故根據《刑法》第17條，故意犯罪與加重結果，既須有預見，更得有因果關係。
而就土豪哥無償供給被害人數種藥品，於客觀上有預見死亡結果的可能性，這點並無疑問。但原先第二審法院根據法醫研究所的死因鑑定報告判斷，各別藥物雖不足致死，惟在混用致產生相互加乘的效果下，自有相當因果關係，也是重判被告的理由所在。
只是案件到了第三審，依據相同的鑑定報告，卻發現混用的數種藥物，其濃度似皆不足以致死，但於被害人體內，卻有與其他人不一樣的藥物，並懷疑此藥物才是死亡的主因，而發回更審。故更一審法院再度審視鑑定報告，並判定被告所提供的藥物不足以致死，死亡的真正原因，乃是被害人長期服用他種高濃度藥物所致。
故被告雖對提供禁藥給他人可能致死有所預見，但於結果的發生，因有被害人自己吸食行為介入，因果關係被切斷，頂多是未遂。則在我國過失不處罰未遂下，就不會成立結果加重犯，致以較輕的轉讓禁藥罪處。凡此，皆是基於證據裁判的結果，與有錢判生，沒有太大關連。
雖然，更一審判決，以相當謹慎的態度來判斷因果關係，確實符合罪疑惟輕原則，惟從各審法院所審酌的卷證內容，並無太大差異，但對死亡原因，卻有混用藥物及被害人長期服用他種藥物的不同認定，就凸顯目前鑑定的很大問題。即在機關鑑定之場合，往往不傳喚鑑定者出庭接受交互詰問下，就只能由法官函詢機關來解答疑難。因此所為的判斷，自然有局限性，更易造成因法官而異的各自解讀。
更值思考的是，轉讓禁藥有製造他人死亡的危險，依《刑法》第15條第2項，被告有防止被害人死亡的義務。故就算認為供藥與死亡無因果關係，但從被告應作為卻不作為，再加以判決一再斥責被告毫無悔意來看，於最高7年有期徒刑的刑度，卻處以2年6個月，這到底是符合罪刑相當，抑或是和解的結果？恐也只能求之於高深莫測的司法者內在意志。
民進黨政績 前車城鄉長貪污判14年半 定讞4天後發監 早落跑【摘要2019.4.30.自由】司法防逃機制又出包！因貪污分別被重判14年半及10年2個月定讞的屏東縣前車城鄉長林錫章與同夥駱文宗，屏東地檢署3月25日執行發監，2人卻沒來報到，才知道已棄保潛逃，屏東地檢署已對林、駱2人發布通緝；警方不排除林錫章等人已透過海路潛逃到國外。
屏東地檢署2015年偵辦車城鄉工程弊案，認定民進黨籍前鄉長林錫章透過2名「密友」趙清連與駱文宗，擔任白手套，向廠商收賄上千萬元，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3人，法官認定3人收賄43萬元，經最高法院今年3月21日駁回上訴後全案定讞，林被判刑14年6個月、趙12年6個月、駱10年2個月，均褫奪公權7年。
車城地方人士指出，林錫章因該案行事變得低調，極少公開露臉，不過，幾個月前還有人看到林錫章在當地出現。
去年底才發生海軍獵雷艦詐貸案慶富集團副董事長陳偉志棄保潛逃情事，引發社會關注，沒想到司法防逃機制又出包，檢警無法有效掌控重刑犯行蹤，讓判刑確定應入監服刑的貪污鄉長及同夥雙雙潛逃。
法界人士認為，該案訴訟期間長達近4年，要求檢警單位長期監控涉案人員行蹤，恐有難處，除非修改法令重刑犯蒞庭聽判、有罪直接關押，或許可減少要犯棄保潛逃情事，但仍難防有心人士，也易衍生侵犯人權爭議。
PS：帶電子腳鐐就可以解決。
殺人、教化與精神病理【摘要2019.4.30.自由
陳喬琪／台北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隨著社會的多元與各樣文化的融入，台灣必須面對更多的挑戰與轉型，其中之一，就是反對死刑的浪潮風起雲湧。
然而，正是社會處在如此不安定性的情況，殺人犯有年輕化的傾向，殺人的對象與殺人的手法，更是變得多樣與殘酷，這使得對於殺人犯的起訴、量刑與判決，深深的困擾各級檢察官與法官。
殺人是犯罪行為。犯罪的原因有許多理論，但是殺人犯一定要被逮補、起訴、從而繩之於法，否則社會將會大亂。殺人犯的量刑是法官的權責，所依據的是刑法第五十七條。其中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包括：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
可能是晚近殺人犯有年輕化的傾向，加上簽署兩公約的影響，使得法官在量刑的時候會考慮「教化」的可能性。然而目前看來，以「能否教化」做為判決之基準，引起了許多疑慮。
「教化」到底是什麼？在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三條（2005年九月廿三日修正）是說：「教化」受刑人，應本仁愛之觀念與同情之心理，了解其個別情況與需要，予以適當之矯正與輔導。看起來是監獄用語，所以各監獄都設有教化科，辦理收容人之教育與教誨，並兼施文康活動。
檢察官在起訴前或評估法官在量刑前，轉介評估「能否教化」的目的，就是協助各監所教化科在入獄受刑前的準備。准此，應該是每一位刑案的犯罪嫌疑犯，都必須接受「能否教化」的評估，檢視改過向善的潛力，而不是針對幾位年輕與殘酷的殺人犯而已。
問題是，「教化」能否對於受刑人產生效果，迄今仍然是爭論（請參閱監察院2010年五月「監獄、看守所收容人處遇、超收及教化問題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殺人犯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與精神病理，是司法精神鑑定的工作，也是起訴與量刑的重要參考。這在刑法十九條也有清楚的揭示：犯罪當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辨識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在司法精神醫學界的實務裡，精神障礙是指罹患嚴重的精神病，如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受到聽幻覺或被害妄想的影響而殺人；其他心智缺陷，通常是指重度以上智能不足者，無法判斷是非而殺人。
但是，司法單位對於精神障礙（常被簡稱為精障）與精神疾病的異同，常常無法釐清。譬如，已經定讞的台南某遊樂場方姓男童割喉命案的曾姓嫌犯，假如是罹患「精神疾病」，而非前述，嚴重的精神病或重度以上的智能不足，不應該以刑法十九條的規定，或是可以教化，而來減輕其刑。
同樣的疑問是發生於二○一五年五月殺害北投女學童的凶手龔姓男子的一審判決，報導是說：「因他罹患思覺失調症，經專業治療可能會改善，並非無教化可能，判處無期徒刑」。假如龔姓凶手符合刑法十九條的規定，為何又要與教化牽扯呢？
筆者與同仁曾經探討判刑入獄服刑的殺人犯的精神病理，顯示他們有各種人格違常的特質，譬如自戀、孤僻、反社會、被虐或自虐，這樣的人格特質，或是焦慮、恐慌或情緒障礙，通常統稱為「精神疾病」。
人格違常不屬於刑法十九條規定的精神障礙，乃司法精神醫學界的共識。譬如殺人犯抗辯說，小學的時候受到霸凌，導致個性孤僻，而引起無差別的殺人行為，這樣不能說是「精障」，更不可能舉證為「有教化的可能」，而免除極刑。
筆者建議，對於每一位刑案的嫌疑犯都要實施精神鑑定，包括精神檢查、心理衡鑑（智能與人格特質的評估），了解家庭背景、生活狀況、職業功能與社會功能，乃至於犯罪當時的精神狀態。至於「能否教化」，則是判刑定讞後，由監獄的專門人員評估與執行的工作。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是已開發國家的水準，這樣的醫療品質是社會安定的力量之一，也是讓世界各國同意，台灣是一個重視人權、有人道的文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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