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政績536
【摘要2019.4.26.蘋果
何明修】4月9日，9位香港雨傘運動的參與者被判罪行成立，他們的罪名包括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或煽惑公眾妨擾。24日，判決結果確定，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分別判16個月刑期，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與社運人士黃浩銘判8個月，這4人立即收監入獄。除了1位延期宣判以外，其餘4位獲得社會服務令或緩刑的處分。
「佔中九子」包括長期活躍於人權運動，目前高齡75歲的朱耀明牧師，以及才剛獲得學士學位的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賢（25歲）。涉案人士也包括了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等香港反對黨的議員與幹部。顯然是一場對於4年多前佔領運動的秋後算帳，也是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整肅。
從近兩年來，有6位立法會議員因宣誓技術性細節被判喪失議員資格、許多人被剝奪參選資格、香港民族黨被查禁等局勢來看，香港政府運用法律來對付政治異議者，已經成為一股明顯可見的趨勢。
在2017年，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3人被處6到8個月刑期。在2018年，傘後的「魚蛋革命」參與者有人被判7年，本土派的年輕領袖梁天崎則是被判6年。魚蛋革命只是一場小規模的警民衝突，沒有死亡、重大傷害或嚴重財產損失，這樣的嚴重懲處實在不成比例。
在這個判決中，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3位領導者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的判決最重，只是朱耀明因為年事已高，獲得兩年緩刑。但是長達1年多的「佔中運動」採取的是和平倡議路線，以公民審議與公投來推動符合國際規模的特首普選。他們當初宣稱，佔領中環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依循非暴力原則，主事者還清楚規劃與公布了佔領行動的方式、組訓了糾察隊等。世界很少有社會運動者將企圖採取的抗爭手段如此昭告天下，這樣的公開倡議真的是違法「串謀」嗎？
其他6位被告主要是因為2014年9月27、28日的行動而惹禍上身，但是那時市民已經因為學生佔領公民廣場的行動，自發走上街頭，並不是受到「煽惑」。
雨傘運動是晚近世界各地佔領運動的潮流之一環，例如埃及革命、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共同的特徵在於缺乏大型組織之動員、高度依賴數位通訊科技、自發性的群眾參與、多元而異質的訴求等。埃及革命主事者Wael
Ghonim，曾指出現代的革命不再需要領導者，只需要「依循群眾的智慧」。以「煽惑」罪行來認定這些涉案者的角色，是違背當前學術界的研究發現。
在今年初，習近平高姿態宣稱，所謂的九二共識就是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韓國瑜、宋楚瑜日前在訪問香港的行程中，也進入了中聯辦，甚至還有一些台灣政治人物聲稱一國兩制可以保和平、發大財；去問看看香港人，他們感受的「一國兩制香港方案」實際成果。至少可以確定，這個判決顯示了日益緊縮的政治表達空間。
台灣民主化帶來司法獨立，因此過往的倒扁紅衫軍與太陽花運動之「首謀」後來都被判無罪；在過去，香港以英國人建立的法治自豪，如今這項遺產已經逐漸流失。
在判決出爐之後，陸委會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指出現行的一國兩制未保障香港人的政治權利，時代力量也提出譴責聲明，社運與人權團體前往香港駐台代表處進行抗議。這些都是應該做的事情，無論是基於普世的人權價值，抑或是為了台灣的民主自保。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香港扭曲變形的「一國兩制」【摘要2019.4.26.蘋果
葉國豪】歷時79日、有過百萬香港市民參與的「雨傘運動」，是香港民主發展史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它的意義在於凸顯香港《基本法》中關於普選承諾的虛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內在矛盾與局限，以及在一個不民主的政權之下追求民主的困境。
「雨傘運動」激發出一整個世代更強烈的本土主義甚至港獨傾向，其結果是北京畫下紅線一再緊縮對香港的管治，中短期而言香港的民主化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佔中案」的判刑當然是香港民主與人權的重挫。
根據「自由之家」的調查，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分即屢次下滑；自2008年開始，在北京政治與經濟的干預壓力下即淪為「部分自由」，加上傳媒自我審查與對司法獨立信心的流失，香港已經淪為一個「部分民主且自治與自由遭受箝制」的社會。如今抗爭的重點已經轉向反對《逃犯條例》的修改上，然而情況依舊並不樂觀。
今年2月中，特區政府保安局宣布開始修改《逃犯條例》，目的在填補「法律漏洞」、促進跨地域司法合作，以及彰顯「道德和公義」，並獲得主要是親建制政黨的支持，希望在今年7月前可以完成修例；然而泛民主派認為該修改是政府主動提出，不僅諮詢時間不足、缺乏社會共識，更可能犧牲港人利益。
事實上，《逃犯條例》的修改已經引發了包括本土派、商界人士與政黨、法律界、歐美主要國家乃至台灣部分政黨的普遍質疑，香港本地也有部分示威遊行表示反對。關鍵的爭點在於對中國司法缺乏信心、有無死刑等制度差異，以及擔心日後成為政治案件引渡的藉口。
陸委會更強硬地表示倘若《逃犯條例》修改將可能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以保護台灣民眾的利益。然而由於欠缺一般民眾廣泛的關注與切身的利害性，《逃犯條例》極可能在修改後獲得通過。
《逃犯條例》的爭議折射出港人對已扭曲變形的「一國兩制」不信任。首先是普選承諾的一再跳票，使得小圈子選舉下產生的特首只能是北京信任與支持的傀儡，難以捍衛與代表港人的自治利益。
其次，產生深遠影響的「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發起參與者遭到判刑，在不公平的議會結構箝制下，公民抗命等社運路線也難以爭取民主，至今整個社會瀰漫失望與不滿、氣氛低迷。
第三，在政經均向中國傾斜發展 （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等計畫），香港各方面逐漸「大陸化」的今日，維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愈來愈成為一個空洞的承諾。事實上距離1997年至今不過21年，2019年3月最新的調查已顯示過半數（55.3%）的受訪者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另一調查則顯示認為北京有落實「一國兩制」的比例早自2007年以來即逐年降低；有不少香港人甚至認為1997年前比今日的香港更好，這種所謂的「戀殖」心態事實上其來有自。
香港的「一國兩制」早已扭曲變形，這個城市的是非逐漸模糊，價值觀與倫理逐漸崩潰。當年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在沒有角色與選擇之下，帶著憂懼與懷疑成為「一國兩制」的實驗品，這段歷史台灣人能不警醒嗎？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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