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逆差是台灣最大危機

文化評論

【摘要2.27.2012蘋果 許啟智】今年二月份的最大傳奇，就是台裔美國人尼克隊控衛林書豪打出一連串不可思議的球賽，打破了NBA球場中對亞洲人體能不行的輕視，這位哈佛小子的球技或許仍有更上層樓空間，但對由彰化斗六移民美國的林繼明一家人而言，他的兒子延續了他的「美國夢」。

一個商業機制完整，能夠造夢的環境，讓各式各樣才能的人出頭，這種繽紛多彩，包納多方人才的國家，顯然較容易度過困難再創生機。自由、開放及強者出頭的環境，讓美國獨強近百年，舉最需要創新力的科技業而言，從微軟、Google、蘋果及臉書等強勁的創新企業都誕生在美國，就算是2008年金融海嘯是他們闖下的大禍，如今這國家已快速的復甦。

當初被叫去國會修理的汽車業者，如今獲利又開始創新高，當歐洲、日本可能陷入衰退危機，中國大陸也被可能硬著陸說法糾纏時，這個強國股市又開始創新高，打了當初看衰，認為美國會繼日本之後，陷入長期衰退的經濟學者一巴掌。

外匯存底多寡、進出口數字成長率、國民所得高低、外債多少、製造業指數等，都是我們看待一個國家的重要經濟指標，這些量化數字，卻無法測出一個國家真正的「底氣」強不強；以亞洲鄰國而言，百年前的香港由小漁村如今成為亞洲金融重鎮，新加坡在李光耀銳意改革下，吸納精英，國民所得如今超越5萬美元，韓國三星集團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由接近破產如今意氣風發。

有了強大的決心和目標，吸納「人才」打足基底，才能成就國家和企業的興旺，有奮鬥決心和毅力，才會造就出美麗的量化數字。

對於自稱要追求「歷史定位」的馬總統而言，台灣最大危機不是貿易逆差數字，短期經濟成長率高低，而是台灣基底不強產生了「大量人才外流逆差」，台灣早期前往大陸發展都以經商為主流，這並不會造成人才流失。

但隨著台灣逐年低薪化，便宜低廉好用的各式人才成了鄰近各國注目的焦點，南韓挖角台灣科技人才，香港、大陸開出高五倍以上的薪資挖角台灣的優質大學教授，新加坡、美國等以薪水多一倍、工時減半大量尋找台灣護理人才，至於前往中港金融產業發展的台灣人更不計其數。

近日甚至連基礎設施才在起步的對岸福建平潭島，也喊出高薪找一千名台灣人才，協助平潭特區發展的構想，真讓人汗顏。

人才逆差的擴大，薪資水準雖然是重要因素，但當初滿懷熱忱回台灣國立大學、中研院、工研院投入教育、研發的學者，不少人在美國都有更高的薪資水平；但在台灣教育、研發單位制度僵化、不尊重專業的惡質環境，甚至動不動就以打肥貓為名，講求齊頭式平等的後果，讓優秀教授、研發人才繼科技、金融產業人才出走後，也開始全面性流失。

「人才」就是國力，當國家的政策動不動就被媒體、民調操控，沒有長線規劃和遠見，自然降低人才駐留意願，政府無法在政策、環境、薪資水平提供專業人才有做台灣夢的空間，自然大陸夢、香港夢、新加坡夢就會找上他們，好的人才持續出走，終將會使台灣學術人才短缺、工業研究及產業競爭能力無法提升的問題浮現。

台灣人才已成為亞洲鄰國最佳的獵物，「人才逆差」就是國力危機；擁有全球五成以上諾貝爾獎得主人才充裕的美國，能讓大至國家金融危機有能力迅速克服；小至林書豪的籃球夢，臉書、蘋果等聰明年輕人創業夢成真。

面對人才逆差，政府必須協助產業、學界共同規劃更好的作為，坐視不理，政策空談，台灣就算有再多外匯家當，遲早將會面臨底氣耗盡、競爭力每況愈下的困境。

改變經濟成長模式 要靠教育【摘要2012/02/27 經濟日報 史賓塞（Michael Spence）】在推動經濟效率、成長和創新方面，市場和資本主義誘因具有強大力量。一如哈佛大學教授富利曼所說，經濟成長有利於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但在確保穩定、平等和永續方面，市場和資本主義誘因卻有明顯缺陷，反而不利凝聚政治和社會共識。

我們的選擇不多，只能試著調整這套體系，順應變遷中的科技和全球情勢，以便達成穩定、平等與永續性。在這三個重要議題中，永續性可能最複雜也最具挑戰。

對許多人而言，永續性牽涉有限的天然資源和環境議題。全球經濟規模未來25年可能成長兩倍，其中多數成長來自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正努力追趕已開發國家的收入水準，採用類似的消費模式，許多人擔心地球的天然資源和復原能力可能無法承擔。

有人依此邏輯認為「問題在於成長」，解決方法就是降低成長。但在開發中國家，唯有永續成長才能使其人民脫離貧困，限制成長絕非答案，因此替代選項是改變成長模式，以減輕經濟活動帶給天然資源和環境的衝擊。

改變成長模式意味著要花時間一步步發明新模式，其中兩大關建要素是教育和價值。所有人都要了解，人口成長和消費水準提高會產生跨世代的影響，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後世子孫的生活方式和機會。

迄今為止，我們所作選擇的品質始終令人無法滿意，反映我們不甚了解永續性，也不清楚我們的選擇對未來世代的影響。許多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債務已達危險水準，非債務的負擔更重，因為它們採行無法永續的成長模式。此外，一旦我們走上入不敷出之路，就很難脫身，未來的世代將必須為過去的承諾付出代價，並支付未來承諾的成本。

教育是「個人（和集體）正確選擇」的基石，少了這兩個要素，許多經濟學家主張的提高能源效率、限制碳排放等誘因和政策都將失去支持，將在民主決策過程中流產。想成功達成永續性，就必須透過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教育將帶動創新、改變生活方式和社會規範，還能透過消費者和員工的選擇影響企業行為。

適當的監管和夠長遠的視野能形成各種大幅提高能源效率的架構，又不會加重負擔；運輸業能在不犧牲機動性之餘降低能源密集程度，部分轉變可能須經各國協調，以避免產生負面的競爭衝擊。

亞洲和開發中國家的眾多人民日漸意識到，永續性是達成長期成長目標的關鍵。隨著人們不斷取得並散布知識，價值也會改變，著眼於永續性的政策也將跟隨改變。問題在於，我們達到這個階段的速度是否夠快，足以避免重大破壞或潛在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