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偉寧政績52
Visit Venice; Murano & Burano / Tomaso Albinoni: Oboe
Concerto in C, O
【摘要11.6.2013自由◎ 陳啟濃】高中英聽成績，北部最佳，中南部次之，東部和離島殿後。英語程度，和地區的社經文化，顯現出高相關，表示台灣的英語教育，離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政府看到問題的表象，卻沒發掘出真相。表象是邊陲學生英語程度落後，真相是政府的城鄉均衡，做得不夠，尤其教育。
有位媽媽說，兒子國小時，家住偏遠山區，家長大都是隔代、單親或是新移民。她很用心，連絡簿很認真寫，也給老師許多意見。老師竟然要她不要多寫，暗示她管太多了。我們的孩子，從國小就開始落後了，更別說國中，甚至高中。
問題是沒有穩定的師資，沒有優質的老師進來。於是很多學校，只能求有，無法求好。英語師資的穩定，應該要有全國調配的機制，單靠貧窮縣市的奮鬥，是難竟其功的。教育部應有全國性的思維，長期、制度性的引導優秀師資進入偏鄉，提升偏遠地區學生的英語程度。不要只玩「英語史懷哲」表面亮麗的計畫。畢竟推動國民教育的責任，中央難卸其責。
（作者現任南投水里國中校長）
李家同：速補助偏鄉聘正式英語師【摘要2013/11/06
聯合報】清大孫運璿榮譽講座教授李家同昨天指出，學生英聽能力城鄉差異懸殊，有偏鄉國小幾乎全校學生連26個英文字母都寫不全，更別說考英聽。教育部應盡速補助偏鄉小校增聘正式英語教師，不要只會喊話，而要具體落實。
李家同說，大考中心最近舉辦高中英聽測驗，成績分布城鄉差距嚴重，Ａ等考生，北區有兩成三，南區降到一成五，東區一成一，離島只有6％；至於Ｃ等考生（只約略聽得懂），北區兩成九，離島高達五成九。
面對英聽能力城鄉差異，教育部說將優先充實偏鄉小校的英聽設備，並多給正式教師員額，以解決找不到英語老師的問題。李家同感慨，這些話他一再呼籲，教育部顯然沒聽進去，「相信可能仍然不過是說說而已。」
李家同指出，英語「雙峰現象」嚴重，超乎想像。他知道有所偏鄉小校，小三開始教英語，但小三到小六的37名學生，只有一人能寫出正確的26個英文字母。怎可能考好英聽？添購昂貴的設備又有何用？
國民素質決定國家競爭力【摘要2013/11/06
黃茂雄 工商】國家擁有強盛競爭力的背後，受到民族性及文化素養之影響相當深遠，特別是民族性以及文化素養必須經由長時間的教育以及日積月累的培養而來。
德國的民族性特質，造就其強大的政治力及經濟力。德國國民做事本質上是不馬虎，其行事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風格其來有自。德國是一個思想的國度，歷史上著名的哲學家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馬克思，宗教家馬丁路德，文學家席勒、海涅、歌德皆出身德國，國內更是不乏偉大的藝術家與音樂家，長期以來國民接受著哲學、文學與藝術薰陶，具有高度文化素養及通徹思考的民族性便油然而生。
德國人以思想強健著稱，講求思考邏輯必須前後呼應貫徹，可稱為是思想的故鄉。因此，德國在發展科技、擬定政策或進行規劃時，必定是經過全盤考量其永續性與長遠性之後，才著手進行。德國科隆大教堂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初設計師們在設計此巨大建築時，已經事先構思好所有的細節，所以雖然該教堂歷經600年才建成，但先後的建築者都能延續其原始的設計往下建造，也因此其價值可與巴黎聖母院、羅馬聖彼得大教堂齊名。
東元過去也有類似的經驗，一般建廠時，台灣習慣安置工地主任在施工現場，以便隨時能與施工人員進行溝通，但與東元共同合資設廠的德國夥伴卻認為在設計階段，就要仔細考慮各種因素，諸如土木、機電介面…等都要能互相配合。在施工之前縝密規劃，謀定而後動，就不需要安排工地主任溝通，一切只要按照設計圖來施工即可。
公民教育在德國是與生活相融的課程，德國孩子從小接受到的公民教育是無所不在，完全融入在所有的課程裡，結合歷史、政治、社會科學、地理等多個學科，在家庭、學校及社會付諸實踐。公民教育培養德國人分析問題與維護不同個體間利益的能力，在面對不同政治理念或科學觀點時，必須要保持中立且客觀地給予空間互相探討。在這樣的教育與民族性之下，德國政府以及其人民的諸多作為是相當具備秩序且有組織性的。
創新可說是德國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德國被譽為是「工程師與發明家的國度」，歷史上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即是德國出身，而德國知名的數學之王-高斯，亦被世人公認為是繼牛頓之後最偉大的數學家。觀看「2013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報告」，德國在歐盟國家之中排行居前，而德國在歐洲專利局申請專利的數量在歐盟也是名列前茅，充分顯示德國強大的創新能力。
德國以創新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確保其產品的不可替代性，造就較高的出口競爭力，因而德國很少以價格爭取市場。雖然創新的背後伴隨著風險，但一直以來德國國民就是勇於冒險，突破現狀創新，歷史上大規模的宗教改革，即是由德國宗教家馬丁路德所發起，他冒著風險，不屈不撓地帶動宗教改革運動，導正當時的天主教教會，讓基督教能夠普及。
高素質人才及先進的教育體系是德國創新力的後盾，師徒制的歷史發展，讓工匠精神在德國深植人心，因而發展出雙軌的技職教育體系。以產學合作為基礎的技職教育與德國經濟力支柱的中小企業之發展，可說是相輔相成。德國政府長期以來，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強調有特色的產業。
德國政府每年選出100-200家績優中小企業，表揚並支持到國外發展，而且從鄰近歐盟國家開始，成功之後再推展至國際市場。另外，政府扶植中小企業不是只有給錢，補助的資金未來仍是必須返還政府，而且要評估企業績效，政府是以民間營利的觀念來進行輔導。
因此，德國的中小企業自立自強，重視研發領域之投資，精益求精及永無止境追求卓越的精神，讓德國中小企業得以開拓無數利基市場，並成功拓展國際市場，成為推動德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德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不能只有虛構的想法或是單純提供補助款而已，必須制定完整的發展架構。
建議政府可先找出有特色具備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鼓勵向外發展，由鄰近市場開始培養實力，成功後再往國際拓展。此外，過去亦有專家曾經提出台灣可效法「三蘭二瑞」，即是芬蘭、荷蘭、愛爾蘭以及瑞士、瑞典。五個國家與台灣的共通點為都是小國，資源不豐富，地處邊緣或大國旁邊，產業經濟型態以中小企業為主，然而三蘭二瑞的經濟表現十分出色。
台灣在效法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也應學習先進國家如何提升國民素質，誠如德國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所說：「一個國家的興盛不在於國家的殷實、城堡的堅固或是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公民的文明素養，亦即人民所受的教育、遠見卓識和品格高下。」
德國高素質的國民，是國家重視教育與創新研究，並經過長期的內化而養成的，同時造就了德國強勁的政治力與經濟力。台灣要靠甚麼贏得未來的競爭？從德國的經驗，我們學習到國民的素質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在面對全球的激烈競爭下，培養高素質的國民，已經是國家must
do 的生存之道，也是真正能讓台灣向上的力量所在！
李鈞震：
1.
政治力量是國家當中最大的力量，所以必須「選賢與能」，才能改善國家競爭力。國家的政務官、總統與其幕僚如果素質不良，軍公教就自然習慣擺爛、貪腐、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喜愛說大話，變成民族性。
2.
國民的素質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如果總統與所有的政務官都是台灣專業素養最頂尖、文化素養最頂尖，同時已經養成「終生多元學習」的生活習慣，那台灣軍公教的行政效率自然是亞洲第一，同時權貴階級也會認真遵守「二人權公約」，社會自然公平正義。
3.
國民的素質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如果現在國立大學的教授淘汰掉一半，聘請國際大師級人物來台授課，台灣的學術研究自然迅速提升，大學生的素質自然高水準，各產業的人才也必然因此提升素質。
4.
國民的素質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台灣的教育資源城鄉差距很大，主因是教育部與文化部大多數的公務員有「族群歧視」，並且已經養成習慣很久，自然而然會惡意長期踐踏偏鄉地區的百姓教育權。龍應台、黃茂雄一定不敢否認。
5.
當教育部的公務員大多數是社會敗類時，教育資源城鄉差距必然很大。當教育的城鄉差距很接近的時候，一定是因為教育部內的社會敗類被剷除乾淨的時候。
6.
上樑不正下樑歪，馬總統也說「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掌握權力的人文化素養高，才能物以類聚，提升國民素質；軍公教素養差，絕對是因為上位者不正、品質差勁、不守信用成習慣。
7.
德國的納粹黨，發動二次世界大戰，鑄下大錯，為了徹底悔改、改善民族性，德國進行徹底的「轉型正義」，把參與納粹活動的所有軍公教，一一繩之以法，到現在仍然持續進行。因此，德國百姓的素質大幅提昇。
8.
台灣的國民黨也發動了二二八大屠殺與白色恐怖，受害者數十萬人，由於台灣沒有進行「德國模式的轉型正義」，參加國民黨的軍公教犯的錯不必悔改，沒有人追究，所以，養成了好逸惡勞、死不認錯、不守信用的民族性，台灣的國民素質也因此差距德國三百年。如果現在不做轉型正義，死不認錯、推卸責任、不守信用的民族性，會持續千年以上。
9.
德國有進行宗教改革，馬丁路德要求教宗完全實踐《聖經》的內容，並且要為弱勢者服務；但是過去六十年來，台灣的宗教權貴階級絕大部分是獨裁者的奴才，服務獨裁者，剝削弱勢社會大眾，惡意曲解《金剛經》的內容，還帶頭巴結共產黨的權貴階級，一起踐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人權，台灣絕大部分的宗教權貴階級是社會敗類中的敗類。
10. 台灣如果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首先就是要發動「宗教改革」，宗教無法改革，社會風氣就會糟糕。首先宗教權貴階級要拋棄一切廟產，親自為社會弱勢者服務，學習一技之長自立更生，成為終生多元學習的社會典範，並且帶領年輕人對抗獨裁共產黨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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