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59
Paul
Mauriat Gold II
【摘要2019.12.9.蘋果】時隔4個多月，香港軒尼詩道昨再度湧入80萬民眾，以口號、面具與手勢向港府吶喊「5大訴求，缺一不可」。面對這場區議會選舉後首次大型遊行，港警嚴加戒備，甚至以強光驅散民眾，但仍無法阻擋港人抗爭步伐，入夜後示威者更以手機燈光照亮夜空，傳達港人爭取民主信念，反對警暴，「沒有獨立調查，香港不能向前走！」
從初夏到寒冬，港人堅持抗爭爭取民主。泛民組織民間人權陣線，昨於國際人權日前夕，終能舉辦7月以來首度獲准的合法遊行，大批人潮昨下午3時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一路走向中環遮打道。民陣召集人岑子杰表示，遊行目的是向港府宣示，「香港人不是選舉完就算，會在街頭發聲」。他表示，港人堅持成立對警察濫暴展開全面調查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等5大訴求，不接受港府所提出，僅討論數起爭議事件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遊行出發前，港警突宣布查獲一支9釐米半自動手槍和逾百發子彈，並聲稱有激進份子可能在遊行中傷人。岑子杰對此表示，警方屢次在遊行前宣稱找到爆炸物品，質疑警方重施故伎。
在晚上遊行結束之際，岑子杰更坦言整個過程感受到警方在多處設防線，讓民眾有遭包圍與壓迫感，並批評警方挑釁示威者，包括辱罵民眾是「蟑螂」，警察還當眾指罵岑「死gay佬」（同志），遊行過程中還有警察舉起槍和警棍指罵一名老婦。
【摘要2019.12.9.蘋果】香港反送中運動半年來，許多勇武示威者擔憂遭秋後算帳，無法獲公平審判，選擇來台避鋒頭。美國《紐約時報》昨報導，有200多名示威者透過祕密管道安排搭機，或以每人1萬美元（約30萬元台幣）搭漁船來台。台北基督教長老教會濟南教會黃春生牧師在台協助這些抗爭者，幫忙找住宿、找醫療。
香港被捕的示威者有數千人，其中三分之一未成年，如被起訴「暴動罪」且定罪，最高恐面臨10年徒刑。有示威者透露，被捕後警察奪走他的手機，還冒充他致電友人要套話，想逮捕更多示威者、蒐集情報，導致他們想逃到台灣。
一名女社工接受《紐時》訪問時稱，7月起募款助抗爭者來台，很多素昧平生的人相助，已募得約6萬美元（約182萬元台幣），並助11人搭機來台。但若護照遭港警查扣、無法搭機者，則鋌而走險改搭漁船偷渡。
一名專為被捕示威者辯護的律師Chris Ng接受《紐時》訪問時表示，有示威者選擇棄保潛逃，因為「他們只丟了一塊磚，便可能遭判10年，他們對香港司法制度已沒信心。」
黃春生牧師表示：「很多香港示威者都知道我們的教會。」他向《紐時》透露，聽說有一名女抗爭者在香港被捕後遭警察性侵，預計來台灣墮胎；自港警圍攻香港理工大學校園後，約有10名理大抗爭學生來台，獲協助進入台灣的大學就讀。7月1日闖入香港立法會的「丹尼爾」（化名）稱，港警用監視錄影畫面辨認當天示威者，因此決定來台，而他抵台後，聽說港警到他香港家搜查，每晚輾轉難眠，常做噩夢。教會安排心理醫師輔導他們。
黃春生牧師日前接受《蘋果新聞網》專訪時透露，這段期間陸續獲得各界捐助物資，輾轉運送香港，包括頭盔、面罩及醫療用品。牧師也和台灣一些非政府組織合作，照顧害怕被港警逮捕而來台的負傷抗爭者。目前他所接觸的來台者中，約100人還留在台灣。
至於負傷來台的抗爭者，濟南教會除幫忙安排住宿，也會找醫院協助醫療。傷者中以催淚煙傷勢為多，「呼吸道、支氣管都有傷害，還有人連續一個月拉肚子」，也有不少人忍著骨折痛楚來台。《紐時》稱，台灣民眾同情香港示威者，政府謹慎僅讓香港抗爭者居留，但不願給政治庇護，應是要避免挑釁中國政府。
【摘要2019.12.9.蘋果】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屢有媒體拍攝到警方對被捕人士及市民做出疑似性暴力行為，更有人指控在荃灣警署內遭性侵。有關注團體以問卷方式，成功收集67名報稱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遭性暴力對待的受訪者，但只有極少數人報警求助。負責調查的團體指，現行的執法機關功能失效，促當局盡快成立獨立調查機關徹查反送中發生的性暴力事件。
香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在8月21日至9月30日進行反送中運動的性暴力經驗調查，透過民眾自填問卷方法蒐集有關資料，結果有67名受訪者報稱自己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遭性暴力對待。受訪者遭受的性暴力範圍廣泛，由侮辱謾罵到威逼恐嚇，由猥褻侵犯到非法性交。但即使遭性暴力對待，當中只有極少數人選擇報警求助。
【摘要2019.12.9.蘋果】香港反送中示威釀成的「逆權運動」歷經長達6個月抗爭，民意仍凝聚不散，80萬民眾昨再度上街，表達堅定訴求。香港歌手黃耀明拉起巨型布條帶領遊行隊伍、學運領袖黃之鋒也親身參與，並以昨洶湧人潮為證，強調港人民意從未逆轉。上月底才以選票向港府表態的港人昨更乘勝追擊，「區選過了，港人還是要走出來，用不同方法讓這個極權政府（港府）答應我們的訴求」。
持續以行動支持反送中的黃耀明昨坦言，當前離目標仍很遠，港人一定要繼續「走出來」，並在不同崗位努力，爭取香港的自由、民主，「大家加油」。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稱，6月時因身陷囹圄，只能看別人遊行，此次親身參與心情百感交集，他並指這次如此多人再次走上街頭，證明民意從未逆轉，抗爭必將持續至2020年。
至於港警在遊行前宣稱破獲武器槍械，黃之鋒表示，警方在每次大遊行前都會搜獲武器，對港人已不痛不癢，更以「巧合得不能再巧合」質疑相關事件恐涉政治部署。
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與「佔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則在遊行路線上的定點設站，為鼓勵示威者，合唱《願榮光歸香港》的「香港之歌」，朱耀明指出港人五大訴求其中之一就是「釋放被捕人士」，這讓他想起1989年的六四事件，只是主角變成香港年輕人，他希望港人可繼續守護年輕人，讓他們免於恐懼。
多次參與遊行的李小姐稱，過去半年來港府除撤回《逃犯條例》修法外，未回應港人訴求，警方濫捕濫暴更使人心惶惶，此次遊行雖合法，但李女表示走上街頭仍會害怕，不知警方何時會施放催淚彈和大規模抓人。
遊行民眾除力促港府具體回應五大訴求，也表示明年立法會選戰將繼續用選票趕走建制派。此外，民眾也希望上月獲「光復」的多區區議會可發揮功用，除繼續為港人發聲，更勿讓警察肆意進入私人住宅社區，並帶動地區議政民主化。
戴著V怪客面具的梁先生稱，戴面具表示為追求民主的信念而走出來，「其他香港人都沒放棄，我也不想放棄，更不希望民主和自由被侵蝕」。
紅色帝國的內部敵人【摘要2019.12.9.蘋果
伊利夏提】我從沒有想過，我會成為種族滅絕集中營的受害者！活了大半生，直到2017年年初，在我記憶中，集中營是二戰歷史的一部分，是我看過諸多有關二戰電影裡的悲劇，是離我很遙遠的猶太人悲劇。
最早知道集中營，記得是在哈密市上漢校三年級；那時候，我剛開始大量閱讀能找到的各類中文書，主要是小說。我家那個鐵路社區裡，有一戶漢人，家裡有大量藏書；我和那家兒子認識後，他就開始借書給我看，每天兩分錢。
有一天，他給我帶了本很破的厚書，封面也沒有了，但有很多插圖，插圖都是堆積成山的屍體、鞋子等等，看著令人恐懼；但我立即把書拿起來，開始閱讀。讀完，懵懵懂懂；大概因為年齡太小的緣故，除了那些插圖照片，其他都不記得了。
到上高中，「改革開放」了，借到美國人威廉•夏伊勒寫的《第三帝國興亡史》，開始了解一點納粹德國的歷史，知道集中營；但也僅停留在膚淺表面性的認識，儘管也知道納粹法西斯，但說實在的，也只是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從沒有過深刻的認識。
同學之間也爭論過，大多數時候是爭論希特勒怎麼失敗了，犯了哪些錯誤等；歷史課，老師講二戰史，也只是講蘇聯紅軍如何在史達林元帥領導下戰勝法西斯，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日本軍國主義等；不記得講過猶太人大屠殺，更沒有人引導我們去討論法西斯主義對人性的摧殘、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直到看了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鋼琴家》這兩部片子後，在流淚的同時，心裡開始思考，那麼優秀的德國人，怎麼會變成這麼一群冷血的野獸呢？尤其是《辛德勒名單》最後鏡頭，那個紅衣小女孩兒走向毒氣室的畫面，有很長一段時間，時不時浮現在我眼前，使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不能自拔。
但很快，自己作為維吾爾人而遭受到的歧視、迫害，使我無暇顧及歷史的悲劇，和離我很遙遠的猶太人在歷史上的遭遇。我又開始專注於維吾爾人事業，不曾想過我認為很遙遠的猶太人經歷的悲慘命運，會降落到我的頭上。
再後來是逃亡，流落馬來西亞申請政治避難，1年後弟弟在家鄉被一群漢人暴徒殺害；再後來到美國定居，加入美國維吾爾社團、加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繼續為維吾爾人發聲；但還是未曾想過歷史會重演，而這重演的集中營歷史，會降臨到我們頭上！
2014年8月15日大妹妹被抓捕，儘管對我震動很大，但我還是很樂觀的認為，只要我堅持不妥協，過幾個月應該會釋放妹妹。但出乎我預料的是，妹妹被抓以後，很快，我和其他親戚朋友的聯繫也斷了，除了父母以外，再也沒有人接我的電話，和父母的聯繫也保持在1個月1次的簡短對話中。
每次我打過去電話，都是父親拿起電話，我一說我是伊利夏提，父親馬上回答：「兒子你好？我們都很好，不用擔心，保重你自己。」然後不等我說話就講「再見」，接著掛斷電話。
2015年4月，大概是1或2日，打電話過去得知父親已病重在床；如果不是拒我們維吾爾人於千里之外的那堵政治厚牆，我真想當天就坐飛機回去；哪怕就是不能說話，僅僅是在病榻邊替父親擦擦汗，握著父親手靜靜的陪他，陪他走完人生最後幾天，也應該算是盡了做兒子的最後孝道；但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那幾天，白天黑夜，我不停的打電話；有時能接上，有時接不上，遠隔千山萬水，我只能乾著急；那種無助感，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4月5日凌晨，母親拿起電話告訴我，父親已撒手人寰，離開我們，我可以聽到遠處妹妹們的哭聲；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還能說什麼；記得自己嘟嘟囔囔，不記得對母親說了什麼，電話斷了……。
當時有段時間，在無盡的自責與遺憾中，我總覺得父親走得太早了；但在2016年年底開始傳出集中營消息之後；尤其是2017年1月，傳來82歲高齡的學者默罕默德•薩利•阿吉被抓捕關押後，死於集中營的消息。
大約在2015年8月底的1天，我又按慣例給母親打電話。自父親去世後，我保持1個月打兩次電話；偶爾母親會多說幾句，但也只限於身體健康、天氣好等不痛不癢的話；我為了能保持聯繫，也盡可能跟隨母親的話題。但這一天不同了，母親拿起電話，相互問候完，她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道：「兒子，以後就不要再打電話了，你多保重。」還未等我反應過來，電話又掛斷了。就這樣，我和家鄉與親人的聯繫，完全被切斷了。
現在，我不知道母親是否活著，電話打不通，人找不到。其他親人，也都沒有消息，只知道大妹妹和二妹妹全家都在集中營，小妹妹一家杳無音信。我以個人的悲慘遭遇見證了紅色中華帝國是如何將維吾爾人，一步一步的密謀策劃，最後視為帝國的敵人，而走向種族滅絕之最後解決路。
就如納粹德國將猶太人，一步一步密謀策劃為第三帝國的敵人，將其關進集中營，走向種族滅絕之最後解決路如出一轍。如猶太人在歐洲及德國之地位，自中世紀起就一直處於被邊緣化。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也一樣，自處於中國佔領，維吾爾等突厥民族就一直被邊緣化、被歧視；國共兩黨政權都一樣，以傳播「文明」者的面目實施其殖民佔領、同化之政策。對維吾爾民族的菁英採取敵視態度，一直以各種手段清洗維吾爾菁英。
1949年之後，第一批被清洗的維吾爾菁英包括參加過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軍政領導人、知識份子；到了「文化大革命」，維吾爾各界菁英幾乎全被打倒，死的死、關的關；亂中，中國政府直接把維吾爾文字改了，到毛澤東死後，才在一些倖存維吾爾菁英的堅持下，使用了千年的維吾爾文字得以恢復；但這一改、一恢復耗費了十幾年；使得一代維吾爾人成為了識字的文盲。
「改革開放」給維吾爾人帶來了一些希望；維吾爾人就如19世紀獲得平等權後的猶太人在德國各行各業嶄露頭角，維吾爾人也很快在初步開放的中亞如北京、上海、廣州的美元交易市場等嶄露頭角；一時，出現了如熱比婭女士一樣的維吾爾富商、實業家、教育家；他們開始開發事業，投資教育，鼓勵維吾爾傳統文化等。
如猶太人在德國各行各業的菁英，讓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嫉妒、憤恨一樣；維吾爾人的抬頭，使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憤恨不已；他們開始了策劃和陰謀。就這樣開始了醜化、抹黑維吾爾人的運動，先是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泛伊斯蘭、泛突厥主義（雙反）名義，對正在欣欣向榮發展的維吾爾文化事業攻擊和鎮壓；很快維吾爾語書本被禁、作者被抓，如吐爾貢•阿力瑪斯、努爾穆罕默德•土赫提等。
最讓中共得勢的是2001年的9月11日，那天之後的一夜之間，中國也宣稱自己是恐怖主義受害者，開始對維吾爾人全面宣戰。自2001年的9月11日到2009年的7月5日，中國政府動用其國家暴力，將維吾爾人及其伊斯蘭信仰幾乎是成功在中國宣傳成了「恐怖份子」和「邪教」。
抹黑醜化、敵對化維吾爾人後，自2014年開始，中國政府更落實其長期預謀的種族滅絕之最後解決維吾爾人的戰略政策，和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一樣，中共也是先通過了一系列、針對維吾爾人的司法法規，如《反恐法》及維吾爾自治區《反恐法》實施細則等。
再下一步，通過新疆書記陳全國實施員警治國，在各大城市幾乎每100米建一個警察局，每一個街頭拐角安裝攝影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建集中營，再一批、一批的抓捕關押維吾爾、哈薩克等突厥民族；等人們省悟過來的時候，已經有100多萬人，幾乎都是青壯年被抓進去，反抗也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現在，維吾爾人的家被佔領了，中國政府比希特勒納粹更邪惡，將100多萬青壯年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後；家裡只剩下孩子的，孩子被強制送進了政府辦的殖民同化幼兒園；家裡只剩女人和孩子的，強制派遣所謂的漢人親戚住到家裡，同吃同住同睡。反映維吾爾人文化、歷史、信仰的書籍被收繳焚毀，維吾爾的文化、信仰、傳統和歷史遺跡都被野蠻清洗、摧毀。
中國政府之所以能赤裸裸的、肆無忌憚的實施這種種族滅絕政策，完全是照搬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先是以極端民族主義口號麻醉、愚昧化中國人，將維吾爾及其他突厥民族全民敵對化（恐怖主義化），將維吾爾等突厥民族的信仰伊斯蘭教「邪教化」，然後開始其種族滅絕之最後解決方案的落實——「集中營」。
但現在是21世紀，當年的納粹可以利用交通的不發達、通訊設施的落後，暫時掩蓋其集中營暴行；但現代社會，互聯網、電訊電話的發達，使得中國政府無法掩蓋其邪惡暴行，最近《紐約時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等媒體密集發表中國密電、密件等，揭示了中國政府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可以說是種族滅絕的罪行鐵證如山。維吾爾人有句諺語：「人是無法用衣襟遮蓋住太陽的。」中國政府也一樣，是無法用其國家暴力遮擋住自由的曙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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