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63
Julia
Fischer - Tchaikovsky -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35
【摘要2019.12.22.蘋果
邢福增】轉眼間，香港反修例運動已經持續了半年，從反《逃犯條例》修訂，到反警暴及反極權，再到爭取落實民主普選，這場全民參與的逆權運動，業已引起國際社會關注。隨著運動深化，中國政府將抗爭定性為一場具「港獨」傾向及「恐怖主義的苗頭」的「暴亂」，必須全力「止暴制亂」。
在這場全民抗爭運動中，我們可見到社會不同界別的廣泛參與，其中基督宗教的角色也備受重視。香港左派報章及中方媒體，更罕見地接連發文，點名批判若干香港教會人士、團體、宗派及堂會，隱約見到「止暴制亂」運動中的宗教鬥爭戰線，已經全面展開。由於抗爭已延伸至國際戰線，故中國政府在外交層面的角力，也成為不容忽視的鬥爭工作。
愛國宗教團體在中國，並非純粹的民間組織，也兼具執行及支持政府政策的官方色彩。那麼，基督教愛國宗教團體如何回應香港抗爭運動？其在中國的「止暴制亂」部署中，又扮演怎樣的角色？
在中國，基督教兩會（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基督教協會）是官方認可的愛國基督教團體。早於8月6日，全國基督教兩會負責人便於上海召集在港各神學院進修的教牧同工進行座談，要求「在特殊時期守住底線，自覺維護『一國兩制』，……始終與中央保持一致……」。時值暑期，大多進修者不在香港，此舉是一種預防式的教育工作，而「始終與中央保持一致」，正是其基本立場所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9年9月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駐會副主席闞保平牧師，先後三次接待來自英國及加拿大教會的訪客時，均表達了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立場。三次來訪者分別是英國和愛爾蘭教會聯合會訪問團（9月）、中國教會之友訪問團（10月）及加拿大聯合教會訪問團（11月）。
闞保平在接待三批訪客時，播放了一段有關香港抗爭的視頻，題為「愛香港、愛中國、對暴力說不」，「視頻中黑衣暴徒肆意縱火破壞公共設施、毆打無辜群眾和警察」。接著，他從三方面批評香港的抗爭運動，其立場存在著不少與事實不符的誤導，反映出官方對香港抗爭運動的抹黑。
誤導一：1997年前香港沒有選舉權與遊行權？
首先，闞保平指香港在1997年前「沒有選舉權及遊行權」，顯然是有違客觀事實的。早於戰前，香港市政局已有少數民選議員，有關民選議席，在戰後分階段逐步增加。1981年，香港殖民地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翌年設立區議會，包括官守、委任及民選議席。1985年的區議會選舉，取消了官守議席，民選成分增加。1995年，港督彭定康更取消委任議席，除當然議員外，區議員悉由民選產生。
至於立法局方面，1991年，除了功能組別外，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選（18席）。1995年，彭定康改革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進一步擴大不同組別的選民數目，大幅增加其民主成分。
彭定康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推行加速香港民主化步伐的政治改革，是六四屠殺後，英國調整對華政策的結果。此舉觸動北京的政治神經，香港「後過渡期」出現中英政治爭拗，彭定康被中方打成「千古罪人」，其於1995年改革的立法局，最終不能順利過渡（直通車）。北京「另起爐灶」，1997年7月1日後，由「臨時立法會」及「臨時區議會」取而代之。
可見，闞氏口中宣稱香港在1997年沒有選舉權，絕非事實。相反，中國因素才是英治時代香港民主化的主要阻力。英國早於戰後便希望在香港推行民主化改革，但中國卻表明，反對任何形式的民主自治改革。
闞氏所指的選舉權，僅只《基本法》內關於特首可由「普選產生」，以及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不過，自主權移交迄今，中國政府一直以「循序漸進」為由，將「普選」的承諾拖延。2014年8月的人大「八三一」決議，更為普選特首設立政治篩選的門檻，近30年的「民主回歸」夢碎，最終爆發以「我要真普選」作訴求的雨傘運動。
同樣有違事實的，是關於1997年沒有遊行權的說法。在英治時代，香港人的遊行及集會權利，主要受《公安條例》規範。《公安條例》是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因應左派暴動而制訂，其中要求所有公眾集會須向警方申請牌照。1997年前香港人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是1989年百萬港人聲援北京民運，以及反對六四屠殺的遊行。自1989年起，香港人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集會，為日後香港人和平遊行集會樹立典範。
1991年香港立法局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規定香港法律不能違反聯合國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95年部分《公安條例》被指牴觸《公約》而被廢除，其中包括將遊行及集會的發牌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組織者只須於活動前7日通知警務處即可。此舉在保障香港人遊行集會權方面，無疑取得重大的進展。
1997年6月，香港臨時立法會通過還原《公安條例》，將被廢除的條文重新制訂，其中遊行集會通知制度更改為「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如果有人一再宣稱「香港人民沒有選舉權，沒有遊行權。現在他們有了選舉權，可以合法遊行」的說法，要不反映其對香港歷史的無知，便是有意扭曲歷史。
相反，在中國因素下，香港人的選舉權及遊行權反而受到限制及出現倒退。我們更清楚見到，反修訂運動期間，香港警方自7月底起，便多次向遊行申請發出「反對通知書」，嚴重打擊香港人的合法遊行權。
誤導二：避重就輕的香港自由度。
其次，是闞氏引述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在2018年公布的香港「人類自由指數」，指其自由度在2016年世界排名第3，僅次於紐西蘭和瑞士。在報告中，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分別排名第8、5及17。
這項調查的「人類自由指數」，主要由「個人自由指數」及「經濟自由指數」兩部分組成，各佔50%。所謂「個人自由指數」，乃按法治、保護及人身安全、出入境自由、宗教自由、集會結社公民社會自由、言論及資訊自由等37項指標來量度。如果集中在「個人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明顯低於加拿大、英國及美國。
換言之，香港自由度世界排名第3的說法，其實在表述上有避重就輕之嫌。因為這是將經濟自由的指數包括在內的結果。其未指出的是，報告中關於香港的「個人自由指數」，由2011年9.07，持續下降至2016年的8.58。
而中國的「人類自由指數」排名度，在162個國家╱地區中排135（其中個人自由指數，更降至141╱162），報告更點出中國是威脅自由的國家，並明言香港自由度的倒退，與中國的管控有密切關係。
顯然，闞氏只是斷章取義引述報告有利於己的部分內容，企圖得出香港自由度高居世界排名第三的結論，所以逆權運動的本質，壓根兒不是為了爭取自由，而是西方反華勢力的陰謀。
誤導三：否定香港教會與社會政治責任。
再者，闞氏斥責香港「暴亂」除了英美在背後縱作外，也包括香港教會參與。他批評這些人士，因「恐怕失去昔日殖民主義卵翼下的社會優勢地位，在這次暴亂中謬解《聖經》，支持暴力，……充當了亂港的政治急先鋒」。「殖民地優勢」是什麼？是指英治時代政府將宗教團體視作「合作夥伴」，使其在香港社會（特別是教育及社會服務）扮演重要角色嗎？
若然，這種「社會優勢」實際上是《基本法》的保障，並肯定香港宗教界對社會的貢獻。真正教闞氏不滿的，似乎是香港教會人士對爭取民主化的參與，並指此舉已「違背基督新教政教關係」。在此，他指的應是教會爭取民主，支持抗爭，有違「政教分離」原則。不過，他所理解的實際上只是具「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即教會不應介入社會政治事務，而支持民主改革，又成為違背了宗教教義的「政治化」行動。
嚴格而言，政教分離是指宗教組織與政府在權力關係上的分離，而非宗教與政治的分離。作為公民社會一員，香港教會及基督徒本於對信仰傳統的理解，關心公共事務，竟成為「亂港的政治急先鋒」？而他口中片面指斥「支持暴力」的說法，也完全無視了6月以來制度暴力以及警權暴力的嚴重性，以及香港社會多次民調反映出民意對抗爭手段激進化的理解與同情。
自6月以降，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先後接待來自不同國家（如美國、新加坡、芬蘭、韓國、辛巴威等）的來訪，由不同人士負責接待，其他交流時均未有觸及香港情況。這與來訪國家或相關代表的背景有關：英國和愛爾蘭教會聯合會及中國教會之友具有英國背景，無疑成為中方宣示立場的對象。而加拿大聯合教會代表，則因曾出席台灣長老教會發起的「普世論壇」，加上在臉書轉貼有關香港遊行的報導，遂受到針對。
可以預見，隨著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更多國家開始關注中國人權及香港問題，中國愛國基督教團體如何配合國家的外交任務，在宗教外事上展現強硬政治立場，履行政治責任，是值得關注的課題。面對愈益重視政治立場的中國及中國教會，泛政治化的紅線，可以隨意伸展至不同領域，在在對宗教團體的理念，相關人士的言論及表達自由，構成威脅。不同國家的基督教團體，又該如何應對自處？
現實利益固然重要，但價值理念及原則也不應輕易妥協，該如何取捨與抉擇？宗教價值與理念，與現實政治的碰撞，到底是堅持價值，還是向現實妥協？這不僅是政治的選擇，也是一門選擇的政治。
習近平政績 宗教不自由 美擬制裁中國【摘要2019.12.22.自由】美國國務卿龐皮歐二十日正式宣布將中國、緬甸、北韓、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東非國家厄利垂亞、中亞國家塔吉克和土庫曼，共九個「對宗教自由系統性、持續性嚴重侵害」的國家，列名為宗教自由「特別關切國家」，意即華府可據1998年制定的「國際宗教自由法」，對上述國家實施制裁。
龐皮歐二十日表示，美國行政部門已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Global
Magnitsky Act），針對來自九個國家、貪腐及侵害人權的68個機構與個人實施制裁，制裁對象包括嚴重侵害羅興亞穆斯林及其他少數族群人權的四名緬甸軍事領袖；此外，美國當局今年十月也已針對涉及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的中國官員，採行簽證限制措施。
中國自1999年起，每年皆被美國國務院列為宗教自由「特別關切國家」，在黑名單榜上迄今長達20年。根據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今年四月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國政府去年二月開始實施修訂過的宗教事務條例，有效禁止「未經授權」宗教教義，並持續透過迫害手段「中國化」宗教信仰，試圖消除當地宗教或少數族群的文化、語言遺產，尤其針對藏人佛教徒和維吾爾族穆斯林進行迫害。
報告也指出，中國政府在新疆拘禁八十萬至兩百萬餘名穆斯林；派駐一百萬名共產黨幹部監控維吾爾家庭，以回報「極端宗教行為」跡象；北京還利用先進監控技術等手段高壓統治藏人佛教徒。據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ＣＥＣＣ）」數據，排除在新疆遭拘禁的穆斯林後，中國政府截至去年十月十一日止拘禁至少1422名政治犯，其中，約七百人因從事「未經授權」的宗教活動而遭到監禁。
龐皮歐二十日強調，保護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全球各地都有人因宗教原因遭到迫害及歧視，美國會持續努力促進宗教自由，持續挑戰侵犯宗教權利的政府及非政府政體。隸屬美國聯邦政府的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在今年的年度報告中點名16個國家，建議將其列為宗教自由特別關切國家，而龐皮歐宣布的九個宗教自由「特別關切國家」，皆在委員會建議名單之中。
今年被列在第二級「特別觀察名單」的國家有首次上榜的奈及利亞，以及從「特別關切國家」除名的蘇丹，其他國家還包括古巴、尼加拉瓜、俄羅斯、烏茲別克與東非國家葛摩。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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