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人權政治正在重新洗牌

國際新聞

Beethoven Symphony No. 3 "Eroica" -4th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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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12.24.蘋果 顏永銘】國際社會於11、12月初相繼對香港反送中運動所引發的人權侵害現象，透過立法與其他方式表達關切。若以北京的角度來看，這些發展正是西方國家勾結串聯，以圖謀顛覆中國政府的鐵證。然而以更宏觀的格局檢視，這反映出國際人權政治正處於重新洗牌的階段，聯合國人權體系遭中國滲透癱瘓，這可由其在香港問題缺乏作為清楚得知。

美國總統川普2019年11月底正式簽署國會所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義大利國會外交委員會於12月初跨黨派一致通過「聲援香港示威」決議案；德國國會請願委員會則將對「香港法案」召開公聽會。另一方面，香港前殖民母國英國，其外交部於11月中透露，正進行法案研議，將針對香港抗議活動中侵害人權的涉嫌者進行制裁。為何這些大國會在同一時間群起撻伐中國？

普世人權正式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議題，迄今僅有70餘年的歷史。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是國際社會首次將個人權利保障，視為超越國內事務的關切事項。

1970年代，推動人權理念的動力逐漸轉移到國內以及民間社會層次，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的「人權外交」，以及非政府行為者如國際特赦組織的崛起，形成連結國際組織、公民社會，以及進步國家政府的議題網絡。伴隨1980年代以降第三波民主化與社會主義政權解體，人權成為公認的正當性價值，與和平一樣，似乎成為理所當然的規範原則。然而，這種「理所當然」的想像，忽視了今天普世人權規範所面臨嚴重的危機。

首先，人權運動面臨加害者與受害者身分混淆的挑戰。在過去，壓迫者的形象鮮明，無論是南非的種族隔離體制，社會主義政權對於公民自由的限制，或是右派威權政體的高壓統治，都提供了人權工作者鮮明的對抗標的。但隨著民主化的開展，以及人權範疇的擴大，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政治權力的加害者，可能同時是經濟社會權利的促進者（反之亦然）。

除此之外，在國家外交決策上，人權的考量往往須與其他因素（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等）進行權衡，公民社會與政府部門的歧異，在諸如反恐議題上難以調和，導致議題網絡的解體，削弱了推動人權的動能。

更為棘手的挑戰在於反抗者網絡的成形。抗拒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威權主義國家，不僅止於抵制國際人權運動的施壓與監督，更企圖透過其政經實力向外擴張影響力。以中國為例，1990年代初曾頗為興盛的「亞洲價值」論述，迄今只有北京依然有意識有系統地加以培育發展，並透過其宣傳機構向外輸出，重塑人權論述內容（如發展權優先）。以扭轉在人權衝突上的話語權劣勢，達成「人權我說了算」的根本目的。

在制度面上，北京無法掌控跨國公民社會（但可將其拒斥於境外），對於進步國家政府也只能進行有限度的影響，所以要裂解人權動員議題網絡的關鍵，就在於聯合國人權體系。如前所述，建立在主權國家原則上的聯合國，與核心目標在促進個人權利保障的普世人權有本質上的緊張關係。

聯合國人權體系的最高機構——人權理事會，在其前身人權委員會運作的歷程中，便充斥著「主權vs.人權」的碰撞衝突。而這當中最為諷刺者，當屬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構成。一個致力於人權保障的國際機構，其決策掌握在眾多人權紀錄不堪聞問的國家手中，中國從2006年以來持續擔任理事會成員國（除每6年強制輪空1年外），並串聯其他國家，弱化理事會等人權機構的制度能量，如提案刪減人權工作預算、阻礙公民團體參與等。

另一方面，中國在理事會內部頻繁採取程序性手段，妨礙實質工作的推展，使聯合國人權機制聲譽受損。

更有甚者，中國將其影響力深入理應獨立行使職權的聯合國文官體系，根據近日曝光的一則內幕消息，聯合國前僱員萊莉（Emma Reilly）指控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OHCHR）與中國暗通聲息，將前往聯合國人權機構發聲的異議者資訊通報中國，而她作為「吹哨者」反遭排擠打壓。事實上這並非單獨現象，早有研究指出，北京企圖透過人員任命與其他方式操控各主要國際組織，使其替中方的利益服務。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在11月底於《南華早報》發表，敦促港府應對「過度使用武力的警方，進行適當、獨立以及由法官領導的公正調查。」此一極度溫和的表態，也遭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強烈駁斥，批評高級專員干涉內政，助長暴力。總體來說，北京滲透下的聯合國人權體系監督能量難以普遍運作，在理念論述上更面臨遭顛覆的危機。

由此來看，美國於去年退出人權理事會，就不能單純歸因於川普總統個人的躁動行為，或美國孤立主義再現的結果。部分有識之士已經體認到，在出現理念與實力上皆更為強大的敵人，而既有的體制又遭架空的情況下，如何對抗人權侵害需要有新的做法。

香港法案與歐洲國家的舉措，顯示出此一反省的部分成果，先由強化自身的法律武器著手，並謀求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以防止國際人權進程逆轉。然必須強調的是，此一新發展仍屬萌芽階段，如何串聯新的議題網絡，克服各國內部親中力量的杯葛，仍有諸多障礙必須克服，例如歐洲國家目前的行動仍多出自於國會部門，而行政部門對於香港問題的態度仍極為審慎。倘若新的嘗試無法成功，則國際人權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黯淡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