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評論
Mozart:
Piano concerto n. No. 21 in C major, K.467 Pollini-Muti
【摘要2019.7.25.蘋果】總統大選在即，拼經濟勢將成為重要課題。執政黨視台商回流為台灣經濟轉型的契機，積極布局在美中貿易戰後的全球「非紅供應鏈」搶佔先機，搭配新南向政策朝向連結國際的目標邁進。這種減少對中國依賴、強化全球多元布局的思維，在過去幾年逐漸能為國人接受。
過去馬政府視連結中國為台灣經濟的萬靈丹，台灣也曾藉由對中國的出口與投資獲得經濟利益，但經過8年實驗，人民以選票宣布實驗失敗，至少在兩岸經貿高度連結的這段期間，台灣人民並沒有發大財，甚至實質薪資還呈現倒退的窘況。
然而，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台灣與中國經濟的看法竟與他過去最常批評的馬英九極度相似，不但宣稱台灣是紅色供應鏈的一部分，更擔心中國會對台「咬緊牙關切斷供應鏈」，所以不要為選舉惹毛中國，以免「哪一天打消耗戰、損失830億美元跟你拼了，看台灣禁得起禁不起」。
事實上，中國欲切斷各國供應鏈並不是未來式，而是正在發生的進行式。所謂紅色供應鏈，正是中國欲破解中上游產品高度依賴進口或外資企業的情況，希望透過進口替代來完整其自身的供應鏈。在這個過程中，威權的中共政府透過國有企業施展國家力量，自力研發、生產，致力取代供應鏈中的外國及外資企業。
在美中貿易戰前，許多台商就已開始撤離中國，不敵這種極度的不公平競爭是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還能在紅色供應鏈中供應中國所需的台灣企業，必定是像台積電這種中國還難以取代的有能耐者。但這種供應鏈關係不是我們態度傾中就得以維繫，一旦技術成熟，隨時會切斷既有供應關係，過去即使兩岸關係平順，我們的面板業一樣受到中國自力發展面板業的重創，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正因為經濟上的單一依賴很危險，雞蛋最好分散在不同籃子，所以我們也不該過度依賴蘋果公司、不該依賴單一國家觀光客、產業不該過度集中資通訊產業，甚至以製造見長的台灣都不該過度依賴製造業，應隨時代趨勢開始發展各種智慧應用與服務。這些都與選舉無關，也與中國沒有必然關係，而是最基本的經濟邏輯，反而柯市長的言論比較像是為了選舉。
早年台灣對美國的出口也佔4成的時候，我們也憂心過於集中而努力分散市場，更何況那還是一個未與中國經貿往來，卻享有經濟與薪資快速成長的年代。
面對美中貿易戰的威脅，柯市長也有妙方，就是「跟著日本走，再做微調」，因為「日本壓力更大，已經滿頭大汗」，「天塌下來，有最高的日本頂著」。這樣的經濟觀實也獨樹一幟。
須知日企也在快速撤出中國，日本出口中國的比重遠低於台灣出口中國的比重，日本具有眾多品牌的最終產品可以征戰全球消費市場，在東南亞乃至於全球的經貿布局歷史悠久、深入，最主要的關鍵零組件與研發活動都留在日本國內。條件如此不同，我們如何「跟著日本走，再做微調」？
面對採行國家資本主義、高度不公平競爭的對手，卻又想極力維持、擁抱，不願意思索有無其他良方，這才會是台灣經濟最大的問題。當這樣的想法又是出自一個實力派的政治人物，台灣的經濟發展豈能不令人憂心。
媒體評論 「刻意誤導」 NCC再罰中天160萬【摘要2019.7.25.蘋果】中天3月27日晚間新聞宣稱，NCC因中天報導關西機場案而裁罰百萬元；3月28日中天午間、晚間新聞又宣稱，因中天報導韓國瑜相關新聞數量過多，遭NCC裁罰百萬元。
蕭祈宏表示，事實上NCC並非針對關西機場案和韓國瑜新聞數量裁罰，而是中天報導「3市長合體，天空出現鳳凰展翅雲朵」，因違反公序良俗、未經事實查證被罰40萬元；另報導「駐星大使盯場韓國瑜」，因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裁罰60萬元。
NCC指出裁罰內容可輕易查證，中天卻扭曲報導，昨依《衛星廣播電視法》各裁處80萬元。中天1到7月已被開罰550萬元，針對昨兩案共160萬元的裁罰，中天新聞台昨晚回應將提起行政訴願。
司法專輯 中共政治代理人修法，合不合理？－修法檢討：誰才是「中共代理人」？【摘要2019.7.25.蘋果
戴世瑛】「中共代理人」修法，民進黨亦跟進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初步修正草案（簡稱「草案」），引發正反熱議。惟於法言法，此舉尚有以下值得深思檢討之處：
一、欠缺必要實益：近期大陸對我統戰，影響民心最大的，是自2018年起，以兩岸融合發展為號召，所推出各項如居住證、「惠台31條」等單方立法措施。對此，我方當局除被動地警告譴責，與推動制定「國安五法」以消極嚇阻防堵外，在社會、經濟層面上，迄今拿不出任何積極有效的反制手段。
再次修法，不過也只能開罰被認定為「代理人」的己方人民，無法及於「本人」，即草案所稱指示或委託之大陸黨、政、軍機關（構）或團體。如此對於所謂「民主防衛」，究有何功能與實益？
二、引據牽強失當：支持修法或另提類似的境外勢力代理人登記制度者，所舉參考取法對象或例證，不外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或澳洲《外國影響力透明化計劃法》（FITS）。惟考察上述外國立法，出發點固然同在因應域外政治干擾與維護國安。但渠等規範對象，是平等地包括所有的可能代表外國利益者。
規範方式則是強制登記，即以「管理」為目的，原則上不限制規範對象的政治或準政治活動，讓遊說資訊來源公開透明化，以預先保障大眾知情權（有人比喻該登記為行車須依法先取得駕照）。與草案特別針對中共滲透，以刑責或行政罰兼為事前威嚇與事後應報，明令「強制」或「禁止」。內容相較，可謂是「南轅北轍」。
三、法治破壞疑慮：草案所指「危害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社會安定」、「政治宣傳」等，均係「不確定法律概念」。構成要件不明確，已違「罪刑法定原則」。容許主管行政機關強迫涉嫌人答覆或提出資料，藉此取得定罪證據，亦屬逾越權限，有悖「無罪推定」下的「不自證己罪原則」。
尤其將「宣傳」、「決議」或「聲明」納入懲處，更有侵害言論、講學、集會等自由的違憲之虞。
四、實務操作性差：就偵查與審判過程來看，以草案列為可罰的出席參加大陸地區會議，發表危害國安決議或聲明為例。該行為於事實與證據認定上，受限於境外蒐集採證困難、舉辦會議的對岸機構或團體不可能配合我方調查、縱有相關媒體報導，依法僅屬於「傳聞」，證明力有限等因素，故本條的起訴與定罪率必然甚低。徒有立法，卻不能有效運作執行，反傷害法律尊嚴。
綜上，草案多有瑕疵，爭議亦大。茍執政黨欲於立法院下會期優先強推修正，實難謂非出於製造分化對立的「選舉操作」。
眾知「攘外必先安內」，在爆發總統專機走私香菸弊案，整頓國安機制刻不容緩之際，此修法是否仍為當務之急，尤須三思。退一步言，至少應大幅修改草案條文，效法前述美、澳的境外勢力代理人登記制度，以「管理」取代「強制」或「禁止」，平衡兼顧國安與言論自由保障，較屬合理。
最後，不知是否有人想過：倘過度操弄此法，導致「寒蟬效應」或限縮中斷交流，對話協商與衝突緩和機制付之闕如。一旦兩岸關係緊張，甚至兵兇戰危。屆時再追究責任，誰才是真正「危害國安」的所謂「中共代理人」？
司法專輯 中共政治代理人修法，合不合理？－能容許敵對勢力有合法的代理人嗎【摘要2019.7.25.蘋果
賴怡忠】近日有關《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的中共政治代理人修法條款，產生爭議。有人認為不應該針對中國，認為應該另立一個新的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也有人主張美、澳等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諸法的立意是事前登記以便規範管理，不是對代理人進行懲罰，因此這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的意圖不同。
這爭論其實已經點出這個修法的核心問題，意即「外國政治代理人登記法」的對象是什麼，以及台灣可以容許敵對勢力在台灣有合法的政治代理嗎？
美、澳等國的「外國政治代理登記制度」基本上是陽光法案的一環，對象是一般性的外國，有著藉由合法規範外國政治遊說以便管理的意涵。 登記制度除了是要求這些從事遊說工作的外國代理人及團體的行為透明化外，也是藉由提供規則，讓與這些個人或團體接觸的本國公務員與民意代表有個可依循的規範。
這個法案也代表兩國間關係因不再被政府團體壟斷，需容許一定程度的對方在本國境內之政治活動，因此所謂的外國代理人就不會將使領館等單位列入，但作為外國政黨代表的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就須登記為外國的政治代理人，同樣的道理，國民黨駐美代表處也應該是。而華府K街上的一堆政治公關公司也都依據其合約，登記為其簽約國家的政治代理人。
只是這個登記制度往往是建築在不認為對方是敵對團體之上。或即便認為對方作為雖有一定的不懷好意，但還在可忍受的範圍內，所以會採用的方式就不是禁止代理，而是規範代理行為。試問華府可以容許蓋達組織在美國有政治代理人嗎？
今天華府要求「俄羅斯今天」（RT）媒體登記為政治代理人，要求新華社登記為政治代理人，不是一般性的外國媒體，除了不視其為媒體外，也表示美國雖把中俄視為全球戰略競爭對手，但還沒進一步視其為敵人。
陸委會《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的重點，不是容許中國可以在台灣有政治代理並給規範，而是禁止中國這個境外敵對勢力在台灣的政治代理行為。這與善意看待外國，容許其在台灣政治公關活動的外國政治代理人登記，是兩種不同概念。
有人認為政治代理相關法規會導致友中言論的噤聲，帶來所謂的綠色恐怖。固然。法規罰則的定義不明確、不清楚，以及主管機關單一化，都可能會出現單一機構任意主張與擴大解釋的問題，對言論自由產生潛在威脅。但是這些質疑屬於法規要如何細緻化，不是法規的有無問題。
中國對台灣的銳實力、混和戰等操作斑斑可見，特別是對民主體制以假訊息發動的輿論作戰，已經不是企圖透過討論說服人民，而是經由恫嚇與欺瞞在欺騙誘導台灣民眾，與破壞其對制度的信任感，為這種敵對勢力代言，以及與之合作助其完成對台目標的團體，自然不能與友好國家的政治代言團體一視同仁。
布魯金斯研究所所長約翰艾倫將軍曾在6月於某中歐國家演說提到，中、俄等數位獨裁體制，利用民主的開放特性在選舉發動的假新聞與訊息戰，是在根本上意圖毀壞民主的基礎建設設施，這種作為與攻擊實體基建導致生命財產的損失是無差別的，都被視為是「act
of war」戰爭行為。
是否正視中國對台威脅，以保衛民主體制的自衛反擊來直面這個危機，以及如何以民主的精神面對這個危機，是討論中共政治代理人相關法規的中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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