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政績10
[Szabó Zsolt] Mozart:
Fantasie (Allegro and Andante) for Organ in f, K608
【摘要2019.7.27.經濟日報】改革法案躺在立法院兩年未果，勞動部長許銘春上周表示，在年改前，行政院明年將撥補200億元挹注勞保年金，展現政府負責態度。惟去年與前年，勞保均出現超過250億元的收支逆差，儘管勞保年金尚有七千多億餘額，但在台灣正高速奔向高齡化、少子化社會之際，區區200億元，豈能扭轉破產危機？
根據政大風險與保險研究中心最新調查，有高達八成的民眾，其退休準備是仰賴政府開辦，屬於第一層社會安全制度性質的退休金，如公保、勞保、軍保、農保等。調查也發現，多數民眾深信年改後，給付水準將降低；更有九成的民眾表達，對第一層的退休金制度沒有信心。
至於第二層，如，勞退、私校退撫、軍公教退撫、企業退休金等職業退休金制度，民眾的倚賴度則僅有四成。這與國際間，民眾的退休準備，多以第二層退休金為主要來源的趨勢，大不相同。更別說，這幾年，勞退新制的自提比例僅在7%上下，顯見民眾對第二層退休金的認識與信任度，明顯不足。
同一份調查還指出，在第三層退休準備上，即跨入個人理財領域，屬於「自己存」的退休金。有八成民眾表示，每月願自行提撥超過5,000元的退休準備，但是，有近六成的人，是把錢拿來做定存，其次才是購買儲蓄險為主的保險。
由這三層退休金，來看國人的退休準備，會發現：台灣人的第一層退休金，正因年改而縮水；第二層存得不夠多；第三層，儘管願意自存的比例高，但是過於保守的理財方式，仍舊忽略了通膨，以及現代人愈活愈久的長壽風險。
面對台灣這樣一個高速邁向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政府推動年改，除了要講求時效外，也要有全盤的改革視野。期許台灣在明年總統大選後，能在新局中，邁開腳步，取得改革成效。
超高齡日本與安倍經濟學【摘要2019.7.27.聯合報
陳亮恭】由於美中貿易戰，1985年《廣場協議》被重新提起，當時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為美國、日本與德國，《廣場協議》干涉外匯市場後，升值70％的德國今日依然穩健，而升值86％的日本卻走入泡沫經濟。
日本在《廣場協議》後，擔憂貨幣升值對出口經濟的影響，而採取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市場資金過剩而造成泡沫經濟，銀彈滿滿的日本企業收購好萊塢歷史悠久的哥倫比亞影業，也買下紐約許多的知名建築，泡沫經濟破滅後，後續的平成大蕭條成為日本失落的20年。
2012年，安倍在第二任的首相任內，提出了「安倍三箭」，之後被泛稱為安倍經濟學，旨在提升蕭條廿年的日本經濟，「安倍三箭」是維持有目標的通貨膨脹、適當的貨幣寬鬆，以及活絡民間投資。這三件事雖看到成效，但也遇到難以解決的瓶頸，亦即人口高齡化與人口負成長，人口的結構因素成為安倍經濟學成敗的關鍵。
面對嚴峻的人口負成長趨勢，安倍首相喊出「一億活躍總社會」，還在內閣官房成立了「一億活躍總大臣」，目標在維持一億日本人口。2015年的「安倍新三箭」幾乎都在因應少子高齡的人口結構挑戰，包括：2020年前達成六百兆日幣的國內生產毛額、出生率達1.8，以及照護不離職的三項目標，從經濟策略轉向人口政策。
我國的人口高齡化速度較日本為快，在相近的地理與文化背景之下，已成為台灣未來的借鏡。安倍新三箭政策在人口議題上，活化三種社會人力，包括傳統婚後離職的女性、照顧父母而離職的中高齡者，甚至引進過去日本難以接受的外國勞動力，在人口結構的壓力下創造社會最大的勞動參與及促進國內經濟。這些政策之間環環相扣，而最關鍵的應該是出生率的提升，畢竟女性與中高齡的勞動參與在人口負成長的趨勢下，也有其極限。
低生育率是東亞國家的共同難題，台灣、日本、韓國與泰國都是全世界生育率偏低的國家。日本的出生率從2005年歷史新低的1.24上升至2018年的1.43，但由於人口結構的差異，2018年的出生嬰兒總數創日本120年來的新低，而台灣在2018年的出生率為全球最低，僅達1.22，當年度的新生兒總數為十八萬，而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數目僅約8.5萬，年底結算或許將再創新低。
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之下，台灣65歲以上勞動參與率僅8%，遠低於日本的25％以及韓國的30％。韓國的高齡勞動參與率與退休及年金制度有關，或難與台灣類比，但日本的狀況很值得台灣深思，國內經濟的動能無法單純只看經濟成長率。
再過八年，台灣將成為65歲以上人口達兩成的超高齡社會，從安倍經濟學的歷程來看，經濟政策的效果與人口結構息息相關，台灣與日本經濟均高度倚賴出口，但國內消費才是民眾最有感的經濟活動，絕大多數的人民並非從事科技產業，國內消費需要健全的人口結構支持。
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絕非單純的長照議題，而是需要具有高度的全方位策略思維，方足以因應超高齡台灣的挑戰；唯有國內經濟活絡、有感婦幼政策與安定社會氛圍才能帶動出生率，改變台灣的未來。（作者為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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