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專輯
蔣經國、李元簇聯合政績【摘要2019.7.29.中時
陳長文】江元慶先生所著《流浪法庭三十年》是筆者近年手不釋卷閱讀的報導文學書籍，其中的司法悲劇讓身為法律人的筆者慚愧，也為司法制度對人民造成的傷害感到無力。
以現行法而言，雖有《刑事妥速審判法》與《刑事補償法》分別處理審判時間過久與冤錯案補償問題，但冤錯案的受害者卻絕不僅只有受羈押後獲判無罪者，也包括因檢察官濫訴而心力交瘁的被告（和家人）。觀察近日兩起無罪定讞的刑案，筆者認為，若要減少司法悲劇，須先從刑事案件的起點─遏止檢察官濫訴做起。
首先，筆者想談翁啟惠先生被控貪汙案。從這起案件中看到「沒有把握」的檢方，對被告身心與名譽帶來的侵害。
羅瑩雪政績 2016年3月，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被控收受賄賂。挾著社會對中研院院長涉案的關注，檢方自2016年4月大張旗鼓展開偵查，輿論鋪天蓋地的評論已然是「未審先判」，翁院長也因此在5月辭去院長職務。2017年1月翁先生被起訴，開啟近3年的法庭流浪。今年年初，翁先生獲判無罪，檢方亦放棄上訴。
事後翁先生聲明表示：「正義雖到，名譽難復。」一語道盡冤錯案帶給他和家人的身心煎熬與名譽受損，然這些痛苦豈是無罪判決可以彌補於萬一？
翁案是重大矚目案件，檢方決定是否上訴的過程比普通案件縝密許多。據報，於一審無罪後，檢方為是否要提出上訴4度舉辦「無罪案件審查會」，並由檢察總長江惠民兩度召集一、二、三審專案會議，士林地檢署檢察長姜貴昌及高檢署檢察長王添盛均提及「檢視全案卷證，上訴後沒有改判有罪的把握」，最後由江檢察總長裁示不上訴。
當輿論稱讚檢方做出「不上訴」決定時，筆者不免思考若檢方面對每一起案子（不論社會矚目與否），起訴時都秉持著「沒有把握就絕不起訴」的態度，想必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冤錯案；若檢方面對每一起大小案件，也都能秉著如同面對重大矚目案件的謹慎，同以「上訴後沒有改判有罪的把握」就絕不上訴的標準做出決定，也當然能省去被告在法庭流浪的煎熬！
筆者尊敬的《刑事訴訟法》王兆鵬老師，多年前向筆者分享他在日本考察的觀察，在起訴定罪率99%的日本，檢察官面對1%冤案的態度，往往是久久抬不起頭。
相比之下，我國檢察官卻不曾看過任何面對冤錯案的自省與歉疚，反倒是將「濫訴」習以為常，這些少數不稱職的檢察官能不慚愧嗎？
《刑法》第125條雖訂有濫行起訴罪，卻因要件嚴格，少見檢察官被同僚以本條起訴，然檢察官們切莫因濫訴不易遭追訴而輕忽濫權，面對每起案件仍要戒慎恐懼、臨淵履薄，要謹慎權衡對被告有利、不利的證據，並經百般掙扎後才能起訴。
隨訴訟程序愈發完善，法院對檢方舉證要求更高，檢察官身兼摘奸發伏與保障被告的權利的角色，萬分不易，然這份不易卻也是作為檢察官必須克服的挑戰。因此，筆者仍要告誡檢察官們，務必謹記「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若是盡力偵查後未果，至多是無法起訴的「挫折」，但沒有把握的起訴、上訴造成冤錯，卻是難以彌補的終身「罪過」。（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蔡清祥政績 承審政治案件 法官只能姓黨嗎【摘要2019.7.29.蘋果
林臻嫺】英國的「司法行為守則」（Guide to
Judicial Conduct），認為法官必須保持沉默，因為含蓄寡言才能造就優秀法官（a
habit of reticence makes for good judges），這是多數民主國家均有的「法官不語」司法倫理傳統與價值。
因法官的判決，應該是「自我完備（self-contained）」，除在對外公開的口頭宣判及判決文本（context）之外，法官不該也無須再畫蛇添足，做多餘的解釋、評論及演繹。
所以當社會輿論批評法院判決時，美國的法院部門也主張法官不能夠予以反擊（the
judges can’t fight back……），甚至在Graig
v. Harney，331 U.S. 376，1947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Douglas
認為法官的角色是被期待具備足夠的「堅毅性」（fortitude），即使面對粗鄙的批評，法官應該不為所動，同樣的，法官Murphy在協同意見書也認為：沉默及對職務的堅定信心，才是面對不負責任的批評的最好答案。
而所謂的「自由心證主義」（英語是intime
conviction，法語為prevue morale，德語則是freie
Beweiswurdigung），這是世界先進國家的《刑事訴訟法》，針對過往刑事案件過度重視被告之自白、故導致容易刑求誘因的「法定證據主義」，所做的一種改良，不止適用在職業法官的審判，也同樣適用在陪審團的審判，在自由心證評價主義之下，案件判斷的權力交給法官或陪審團，其標準是由法官或陪審團，自行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並形成內心確信的過程。
我國明文規範在《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而「自由心證」此一法律專有名詞，則是直接從「日文」翻譯過來，有論者認為應將其理解為「自『主』心證」（即法官或陪審團可擁有不受詐欺、脅迫、賄賂或政治力等非法之外力干擾，擁有自主判斷的能力），較不容易誤會其本意。
故自由心證，仍有法律及法理原則可資遵循，不可任意妄為，而節制個別法官或陪審團恣意濫用自由心證，在各國採用的方式，即是制訂上訴救濟之制度，透過審級予以糾正之，在先進各國未見可透過政治力來予以糾正者。
亦即，除如中國之類集權國家的法官，確有可能因為辦案的判決結果，運用自由心證，不合黨意，可能立刻在判決後，即遭到黨部門約談調查甚或雙規之外，其他民主自由國家，大概沒有聽過這種天方夜譚之可能。
或許，等台灣法官也懂得姓「黨」、也學會看「黨」的顏色辦案，否則就等著被監委約談，當我們自豪的民主政治與獨立司法的水平，降到跟中國不相上下時，或許也就不需要什麼一國兩制了。 【台南地方法院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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