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為失敗找藉口

2020大選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 A Musical Joke (APRIL FOOLS' DAY TRIBU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N9I1eZyM

【摘要2019.7.7.蘋果】如果下周一公布的黨內總統初選民調結果，第一名與第二名的差距僅在1趴以內，或者更小，那麼不管是韓國瑜，或是郭台銘，都願意像民進黨的賴清德一樣，願賭服輸嗎？

雖然黨內立委與縣長初選用過不少次民調決勝負，但國民黨從明天開始的總統初選民調，卻是黨史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所以成為矚目焦點。而目前互在伯仲之間的韓國瑜與郭台銘打得如火如荼，從過去媒體民調中，顯見兩人差距僅在誤差範圍，也讓初選瀰漫著緊張氣氛。 

今天不管是韓粉，或是郭家軍，都已被高度動員，雙方壁壘分明，有不能輸的壓力，所以耳語滿天飛，兩方陣營都擔心被民調做掉，逼得黨主席吳敦義只好趕快跳出來說，他絕不會留下歷史醜陋的紀錄，還在昨直播抽樣過程，以昭公信。 

其實參選人也有責任維護初選的公正性，因此建議，除了之前簽署初選公約之外，應該再公開宣誓，輸了絕不會脫黨參選。尤其郭台銘並未簽署公約，實有必要以口頭方式讓外界了解他的立場，畢竟這不是假設性的議題。 

競爭一定有輸贏，指責初選可能不公，實是為失敗找藉口，既是選總統，奉勸當事人務必展現其爭也君子的高度，不然紛爭會沒完沒了。 

「好辯」錯了嗎？─台美選舉辯論大不同【摘要2019.7.7.蘋果 陳方隅】近來台灣的兩大黨分別進行總統大選的初選。正巧，美國的民主黨也才剛在6月底舉辦了2020大選的第一次初選辯論會，一共有20位候選人分成兩個場次進行。許多人應該會發現，台灣的政見發表會或者所謂的「辯論」，比起美國來說在交鋒的程度上面完全是小巫見大巫，我認為這和人們對辯論，以及政治關係的認知有關。

美國一直都有所謂的Town Hall Meeting（字面翻譯為市政廳集會）這種公共討論的傳統，公職人員必須要「直接」面對群眾。這類集會的形式是大部分時間都是問答時間（Q&A）。不管是在競選公職的時候，或者是許多的重大社會議題，電視台也常常會邀政治人物來參加這種會議，直接與選民做問答。例如先前在槍枝管制的爭議當中，國會議員們就親自上陣辯護立場。 

這次民主黨的初選辯論，候選人必須要在募款數目以及民調數字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參加。初選辯論很重要，因為研究指出，許多人是透過這樣的辯論才更加認識候選人，而且也真的會因為辯論內容而改變支持對象。有趣的是，類似的辯論活動，媒體以及群眾都很習慣去評斷誰是「贏家」，而不會只問覺得誰表現比較好，或有說服力，這樣子間接的問題。 

不只是在辯論場上，美國人都很喜歡問「誰贏了」這樣的問題，即使是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往往也是如此，美國人很習慣於「競爭」這件事。積極爭取勝利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需要舉一大堆理由，例如媽祖託夢或阿嬤請託，甚至是觀望民調高低再決定要不要選，這在美國是無法想像的。 

台灣的風氣似乎剛好相反，不管是政見發表會也好，或者即使是以辯論會為名的競選活動，往往都不會有太多候選人交叉詰問，民間團體與個人針對候選人的提問機會也非常少（所以，許多民間團體必須要用盡各種方法爭取媒體版面，以提問候選人的政策立場）。

台灣的政見發表會通常都不太好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候選人彼此之間以及候選人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性實在太少。我認為這和人們對政治以及「權威」的想像有關，也和人們處理人際關係的優先原則有關。或許是因為台灣民主化的時間相對還不長，所以人們仍是用一種上下階層關係去看政治人物對自己的關係，「最好由政治人物幫我們做決定，才不會討論太亂、太麻煩」。

同時，我們的教育長期以來就是教導學生們不要問太多問題，不要挑戰「和諧」的狀態，最好不要把衝突表面化等等，直接發問挑戰政治人物（或者老師及長輩等對象）的風氣本來就很不被鼓勵。另外的原因就是人們對「談論政治」這件事的想像仍然很保守、覺得很可怕。

如果我們觀察許多海外台灣人的臉書社團就可以發現，有很高比例會設定一條版規叫做「禁止談論政治議題」，設置的原因往往是要減少爭議、維持和諧。很有趣的是，即使這樣子設置規定，裡面仍然會有一大堆政治議題（畢竟，生活何處不政治？談論美國的移民政策、總統的表現等等，都是政治議題呀），實際上這樣的版規講的只是：不要談論版主們不想聽的或者是版上群眾不想看的議題（例如：跟統獨、兩岸關係相關的議題）。 

孟子有句名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講得好像辯論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還得先為了辯論而辯護。其實，不管是公共知識份子、政治人物以及一般民眾，為了公共政策或者是各種倡議內容來辯護，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美國人表達意見一向直來直往，尤其公眾人物對於公共議題更是不可能有拒表態或者模稜兩可的狀況。

很顯然我們社會崇尚的「美德」不太一樣，在重大議題上面不表態甚至立場跳動，有時還會被視為是一種「務實與彈性」。民主社會本來就是眾聲喧嘩、各種多元意見交錯，需要更多民眾一起對公共政策「好辯」才是！ 

PS：

1.        二千多年前，希臘哲學家們就認為，政治人物的基本能力之一是：辯論。因此，希臘產生了民主制度。

2.        中國文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學生不應該公開挑戰老師的言論思想，老師也不太允許學生發問。這種師生關係，導致中國不可能發展民主政治。

3.        辯論時的言論交鋒與表現，事實上是一種長時間的學術修養、生活習慣與潛意識的共同表達，很容易讓草包現形。

4.        這世界上的草包，都不喜歡辯論。也因此現今媒體名嘴，實際上比大多數的地方議員與立委有學問。有黑道可以當民代，因為社會沒有辯論風氣。

5.        孟子時代，辯不過孟子的學派，後來都崩潰、式微，因為學派領袖被證明比較愚蠢。

6.        台灣大學校長遴選，不敢公開辯論，造成歷屆台大校長都是缺乏國際學術地位的學術庸才。

7.         台灣統獨對立嚴重，事實上，沒有獨派或統派敢公開叫陣，要求公開辯論，原因為何？因為獨派與統派的意見領袖幾乎都是草包。

8.         中共，習近平底下，誰敢公開辯論國家政策或方向？一言堂。這會導致政府官員都變成草包。全世界一言堂、沒有辯論的社會，權力領袖幾乎都是草包，例如緬甸的翁山蘇姬，就是超級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