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政績34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20 in D minor, K466 - Martha Argerich
(1998)
【摘要7.23.2013自由◎ 鄧敏宏】近日一則新聞，說的是宜蘭頭城著名的「小白宮」，擬建為觀光飯店，地方反彈；四名高中生在說明會中上台發言，表達擔憂，卻反遭官員質疑，「發言前，有沒有滿十八歲，監護人是否同意你說這些話」。這一則刊登在報紙地方版上的「小事件」，對應於目前社會上沸沸揚揚的「大事件」—下士洪仲丘冤死案，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頭城的四名高中生，只是憂心飯店興建會否破壞自然環境，卻遭到官員冷嘲熱諷，甚至質疑發言者的合法性、正當性，要他們噤聲。這就是「威權文化」。
威權文化就是「人治」（獨裁者統治）。掌握權力的人說打就打，說幹就幹，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以人廢言，官低、錢少、年紀小的就請閉嘴，否則就吃排頭，這就是威權文化。
還記得魯迅說的「禮教殺人」嗎？那是清末民初的事了。但是在台灣，你可以看到「姑息文化」殺人，我們的公共工程因為姑息放任，品質堪憂，遇到地震天災，奪人性命，受害的往往是地處偏鄉的弱勢族群；
你可以看到「勸酒文化」殺人，非要對方不斷乾杯，剝奪他人「隨意」的自由，最後釀成酒駕悲劇害人害己；你可以看到「濫權文化」殺人，合法掠奪、強制徵收土地，殘害無助的農民。
這一次，「一九八五行動」我們站了出來，我們要狠狠地凝視那一頭「威權文化」的巨獸，不只是「踹共」的鄉民正義，更是「勇者鬥惡龍」的公民戰役，在戰略、戰術上給予腐敗威權的國家機器猛烈痛擊，真正反省威權文化的餘毒，讓台灣的民主法制再一次深化。（作者為國中公民科教師，宜蘭縣民）
還沒現代化的軍隊文化【摘要2013/07/23沈靜得 中時】去年三月十九日《中國時報》報導：「從民國91到100年止，竟已有至少1345名官兵因軍紀事件意外身亡，因意外造成傷殘的官兵也逾兩千人，數字相當駭人」。
由於軍方的這種封閉保守特性，已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軍隊文化，這種文化又很奇妙的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文化結合起來：
一、不重視公平之升遷競爭（重視潛規則）。
二、傾向非邏輯之思考方式（不喜科學辦事方法）。
三、重視表面勝於實質（不屈於理，而屈於禮，面子重於裡子）。
四、關係勝於組織（地域、小圈子、派系、山頭、同學、期別等嚴重阻礙管理指揮系統）。
五、泛孝主義勝於理性主義（此係五千年之農業社會文化影響，重視年齡、年資，論資排輩，做人比做事重要）。
六、土勝於洋（表面以洋為優，骨子裡持拒斥態度，喜土法煉鋼。嚴格說非常不適合現代化高科技作戰）。
七、情理法勝於法理情（處事依情不依法）。
八、重視私德重於公德（對公眾之事無動於衷）。
九、看不得別人好（眼紅症，槍打出頭鳥）。
十、一切以升官為最優先考量（人生以做官為目的）。
怎麼樣，是否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呢？這樣濃得化不開的軍隊文化，卻操作著現代化的飛機、飛彈、軍艦，不覺得讓人不安嗎？有這樣的文化環境的孕育，虐兵惡整的案子層出不窮是不足為奇的。以馬英九的能力及膽識，可以改變這種文化嗎？
洪案是一個樣本，但絕非個案。長久之計，必需徹底改正目下的軍隊文化，使之成為真正有作戰能力的現代化國軍，才不會再有冤死大兵的媽媽們，聲嘶力竭的出來喊冤以及夜夜做惡夢的役男父母。
南方朔觀點－政府的心為何愈來愈狠？【摘要2013/07/23
中時】《孟子‧公孫丑上》說，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是仁義禮智四端的基礎，因此後來的人遂說「人心是肉做的」，這表示是非善惡乃是人類的自然本性。
但近代有關邪惡與罪惡的研究，早已發現到人類有太多集體的野蠻、狠毒與殘酷，太多的殺人不眨眼，而它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還是被體制化的。因此，近代德國女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遂用「邪惡的常態化」來說近代邪惡的氾濫。
近代政府已習慣於意識形態的操縱，意識形態會形成體制，當人們在這種罪惡體制下，他們就會習慣於這種罪惡，現代罪惡的氾濫，乃是政府的體制造成的，體制使人在做了邪惡的事情後已不會心裡不安，無感就會無心，本來是肉做的心，也會變得比鐵還硬、還狠！
體制會使人跟著體制走，不邪惡白不邪惡，軍官可以變成魔鬼，官僚也可以變成土匪強盜，這些人敢於公然的做出邪惡的事，與他們個人是否邪惡已沒有關係。因此，整個部隊把江國慶屈打成招，沒有一個人在過程中覺得不安，這就是典型的體制集體罪惡，這種事他們已做了無數次，每次都得心應手、江國慶案他們當然依樣畫葫蘆。
如果不是江的家人不死心一直追下去，江被槍斃也就斃了，又有誰會知道？偌大的一個體制，對付一個小兵，真是太容易了。一堆軍官當然成了魔鬼。
再以士兵洪仲丘被操到死一案為例，那更是整個體制的邪惡所致。近年來部隊整死人的事已難計其數，反正部隊是個大黑箱，一堆手當然遮住了天，外界諱莫如深，人被整死，死就死了。這次如果不是洪的家人及網友基於義憤把事情鬧大，洪案一定船過水無痕的草草帶過。
關於洪仲丘案，它乃是一起典型的集體殺人制度案件，當它是制度案件，當追究責任時就應由上往下論罪。當確定了它是制度殺人，也才可以去改變制度，如果只是去扯下級哪個人的動機如何，那就是把制度殺人的問題推給某幾個倒楣鬼來承擔，邪惡的制度仍然繼續存在！操死人的事也依然繼續！
中國人的思維裡，一向只把邪惡與罪的問題個人化，對政府只是歌功頌德，因此我們永遠不會去想政府所做的集體邪惡與罪惡的問題，但由江國慶案與洪仲丘案已顯示出，政府的集體邪惡與罪惡是存在的。
政府由於擁有體制的權力和壟斷資訊及話語權的權力，它遂可以形成體制，任意的剝奪人命，而且不被人知道。當政府可以祕密的做盡壞事，而且不被人知悉，或者可以靠著壟斷話語權，硬將不法不義的事情拗得好像有了歪理，難怪到了近年，政府官員的心已愈來愈硬、愈來愈狠、愈來愈敢。
就以苗栗大埔事件為例，政府低價徵收民地後變更地目再出售，即可大賺一筆，這其實已是官兵當土匪強盜，集體的邪惡居然是可以如此囂張的。政府打著「依法辦事」的旗號，卻做著非法的事，這未免太膽大包天了。
集體邪惡之所以會出現，乃是因為人民失去了批判的認知與勇氣。當人民散漫怯懦，政府就會自然而然的得寸進尺，軟土深掘，掘到了最後，軍官就會成為魔鬼，官兵就變成強盜土匪！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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