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政績1220
David Sanchez 4tet
【摘要7.1.2013吳景欽 蘋果】白狼張安樂逃亡至中國已17年，在返抵國門後，雖遭警方逮捕，並即移送地檢署，惟從事前的放話到事後的盛大接機來看，整起過程不僅宛如一場個人秀，更暴露出兩岸所訂定的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實已形同虛設。
台灣與中國簽署「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宣稱是在不涉及主權爭議下，藉由明確遣返人犯之規範達成司法合作，但問題是，司法互助乃審判權之一部分，審判權又屬主權延伸，何能掩耳盜鈴，指稱此協議不涉國家主權？又何能委由私的財團法人協商？
協議簽訂後，法務部與陸委會不斷宣揚已成功遣返數百名逃往中國的犯罪者回台，成效卓著。惟是否遣返，乃繫於受請求一方，是否遣返的決定權，實掌握於中方手中。
也無怪乎我方每次提出遣返重大經濟或組織犯罪者的要求，如陳由豪、張安樂等時，由於這些人在中國皆有投資創業，中方就以遣返有損其利益或違反人道等空泛之理由來拒絕。所謂遣返人犯成效卓著，不過是聊以自慰的說詞。
張安樂光榮且高調返台後，所涉案件若非已逾追訴權時效，即是因年代久遠致難為證據蒐集，不起訴或無罪為終的可能性極高。原本是為防堵治罪漏洞，並欲藉由客觀與標準化的規範，避免遣返與否陷入專斷的司法互助協議，竟落得由中方所恣意決定，並因此成為犯罪者最佳保護傘的下場，何其諷刺。
服貿協議重傷經濟 應立即中止【摘要7.1.2013自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起極大爭議與強烈反彈，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鄭秀玲強調，我國服務業占ＧＤＰ的70％以上，從業人員超過總就業人口的58％，服貿協議簽署後引發的資金、技術與人員移動，將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及近五百萬勞工的生計。
鄭秀玲批評，負責簽署服貿協議的官員，未實質評估對我國經濟的衝擊，也缺乏捍衛全民權益的動機及能力，有嚴重的「代理人問題」，這些官員的怠惰行為已違反民主程序，更將使台灣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她因此疾呼政府：「應立即中止協議，重新與中國談判。」
記者問：這次兩岸簽署服貿協議，是否有「黑箱作業」的疑慮？
鄭秀玲答：過去簽署ＷＴＯ和ＥＣＦＡ時，談判代表不只親訪各公會，並與各部會協商制定計畫。但這次負責簽署服貿協議的經濟部、經建會和陸委會等部會官員，基於公務員不做不錯、一定可領到退休金的心態，只會依長官指示完成簽約，缺乏對經濟衝擊的實質評估和捍衛全民權益的動機及能力。
我國服務業以非知識密集的中小企業為主，目前國內服務業約有93.5萬家，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就占86％；且大型服務業只有2971家，中小企業高達93.3萬家，大型服務業僱用149.9萬人，中小企業則僱用314.8萬人，其中146.4萬人為微型企業所僱用。相較美、日平均每家企業員工15人及8.6人，我國只有4.2人，顯示台灣服務業規模相當小。
這次我方開放的服務業項目幾乎完全不設限，不僅嚴重抹殺國內就業機會，且完全不考量各產業的特性與內涵，幾乎都允許中國業者在台以獨資、合資、合夥及分公司等形式設據點。但中國對我國的開放多需以合資形式，並加諸地點等各項限制。
鄭：因服貿協議而去中國投資的業者，多為金融、電信等大財團及會計師、建築師、醫師等專業人士，他們在中國的獲利只會繼續投資當地，不會匯回來，政府根本課不到稅。而且，中國有各式各樣潛規則，讓外國競爭對手無法在中國公平競爭，服貿協議就明定中國人須擁有股權，未來勢將強迫我國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將智慧財產權交給中國合夥人。
另一方面，受害的是留在本地的弱勢產業，如美容美髮業、汽車維修業等，中資進入後以連鎖店經營，將重演超商消滅雜貨店的情況，弱勢產業將大量倒閉，造成大量失業，而失業增加將使家庭減少開銷，讓更多產業倒閉、百業蕭條。
中國廠商製造黑心食品的事件頻傳，這是他們產業戰略的重要一環。外國人要把東西賣到中國，需讓中國人成為合夥人，合作生產過程中，除了公然仿冒、盜版等偷竊智慧財產權的行為外，也大規模破壞環境、逃避監督，這些難保在台灣不會重演！
中國企業也多半罔顧工人權益，來台後可能鑽法律漏洞、逃避工安檢查等，且可能採取掠奪性訂價及傾銷，把台灣競爭者先擠出關鍵市場，再以壟斷定價壓榨消費者。何況，中資來台並非單純商業考量，還夾雜政治戰略，因此除了評估相關經濟衝擊外，更應謹慎嚴肅評估開放攸關國家安全的服務業（如通訊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台灣對中國業者（很多是國營企業）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服務業，將讓其有機會掌控金流市場；開放空運、海運、公路等交通運輸服務業，將讓其有機會掌控物流市場；開放醫院等專業性服務業並允許跨境提供服務，將讓其有機會掌控專業人才市場，並有利於派送中國；開放印刷、娛樂、文化等服務業，將讓其有機會輸入文化、掌控媒體言論等。
總之，台灣海島型經濟本來就不大，全面對中國開放服務業，將讓中國政府在極短時間內影響並掌控台灣經濟。
鄭：這次協議全面開放中國員工來台，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來台，初次可停留三年，且展延次數無限制，雖然表面上只有「負責人」、「高級經理人員」及「專家」等可來台，但有許多漏洞可鑽，投資二十萬美元以上，可申請二人來台，每增加投資五十萬美元，可申請增加一人，最多不得超過七人。
這些負責人可能是麵攤老闆，高級經理人員就是他的老婆，成年子女則是專家，因為「專家」定義模糊，揉麵師傅可以是製麵專家，且中國假證照氾濫，人人都可以買到假證照。因此，等於全面開放，各行各業無限制地允許中國人力及資金過來，面臨數百萬中國人壓境，政府也無法負起有效管理責任！
跟各國的技術移民限制相較，台灣的限制明顯寬鬆，除了投資金額門檻較低外，隨行人員也較多，且無專長限制，將成變相移民管道。台灣與中國使用同樣語言，中國利用服貿協議大舉移民來台絕非難事，豈能心存僥倖？
鄭：此協議根本完全配合中國「十二五計畫（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發展策略，這項計畫除追求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及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外，也將重點放在兩岸議題，將ＥＣＦＡ納入其中，更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及「服務業競爭力的改造」。
可看出中國充滿事前規劃及目的性，限縮大部分台灣投資於福建省，以配合海西經濟區發展計畫；並透過開放台灣廉價高階技術人才，改造中國服務業競爭力的用心不可謂不深。
中國對專業技術人才採取全面開放的態度，將使台灣高階專業人才流失、薪資偏低的情形日益嚴重，但這次我方談判人員卻沒有積極吸引中方高階人才的遠見。
舉例而言，中國開放台灣醫院可獨資到中國設立醫院，將引進台灣醫護人員，台灣必定大量流失優秀的醫護人員，這些醫護人員多由長期教育資源培育而成；但政府簽訂協議，卻沒有相對互惠機制，比起尸位素餐，這種行徑豈不更惡劣？
政府不應鼓吹台灣醫院到中國設立醫院，應吸引中國旅客來台醫療旅遊，不僅可增加台灣本地醫院的收益及相關就業，也可留住醫護人員及保障台灣民眾的醫療權利。
鄭：這次中國是有策略地開放他們亟須的專業技術人員，台灣則不設防地幾乎全面開放所有服務業。專業技術人才往往需要透過國家長期培養，這類人才被取代性低，且因有高附加價值產出，跨國流動性高，社經地位上也較高。反觀美容美髮業等低知識密集產業，則為社會提供大量就業機會，這些人力相對弱勢，無法任意跨國流動，取代性也較高。
但這些留在台灣的低知識密集產業，須面對中國的競爭，雖然競爭能提升廠商競爭力，但驟然開放讓廠商完全沒有應對的準備，還沒機會升級就被淘汰出局；屆時，台灣將面對如何解決大量失業所衍生的問題。因此，服貿協議不只影響經濟層面，還有社會及政治層面。
面對中國產業進駐，政府應採逐步開放的方式，一方面減少衝擊，一方面積極輔導廠商升級轉型；但目前政府在這方面完全沒有準備，台灣本土產業就像待宰的羔羊，無奈承受公務員怠惰的惡果。
另外，未來中國移民一旦加入健保系統，將排擠健保資源，因此，對於確有需要來台工作的中國人士，建議應比照外國白領規定最低薪資，做為中國人士來台標準，並由雇主負擔保費，且設定個別企業、產業及全國簽證人數上限。整體而言，服貿協議對我國經濟不但沒有正面影響，反而有極大傷害。
開放中資電信 威脅我通訊自由【摘要7.1.2013自由】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民進黨內部評估報告指出，台灣對中國開放第二類電信事業（存轉網路
、存取網路、數據交換通信），將對台灣的通訊自由、言論自由、完整言論傳播、思想溝通造成威脅！
因為中國電信業者配合其政府進行網路監控，過濾敏感關鍵字，人權紀錄差，且企業內設有黨組織控制，這些業者來台經營電信事業，因此對台灣造成上述威脅。
報告指出，台灣這次對中國開放項目堪稱從「搖籃到墳墓」，涵蓋眾多弱勢、小型或社區型產業，這些業者原就經營艱困，在服貿協議實施後，中國將可以挾著資金長驅來台，不僅參與經營搶佔市場，還能假負責人、管理幹部之名來台搶佔台灣人的工作，這可能加劇台灣社會整體失業、貧窮與治安問題。
台灣勞動市場呈現高失業率與實質薪資倒退到十六年前水準的現象，主因即在於產業大幅度外移到中國，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模式，更使台灣產業未能及時進行產業升級與產業結構調整，而新興產業又未能及時替補，使原先被經濟整合衝擊的勞工轉向本地地區型服務業，而這次協議的簽署，再度威脅到他們的工作機會，台灣社會也將因此付出鉅額社會成本。
承認兩岸不對等吧─如果我是兩岸談判代表【摘要7.1.2013何飛鵬 蘋果】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內容公開後，引發軒然大波，台灣負責談判的代表無辜的表示，經貿談判一定要對等開放，似乎台灣民眾的反應違反了經貿談判的規則。
正是這句話，道盡了兩岸經貿談判台灣老是屈居下風、爭議頻仍的原因。經貿談判要對等是基本遊戲規則，我們無法自外於這個規則，問題是兩岸之間充斥著各種不對等，如果台灣政府昧於這嚴重不對等的事實，要勉強進行對等的談判，當然是捉襟見肘！
兩岸經貿最大的不對等是規模，大陸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如果大陸是燒餅，台灣只是燒餅上的芝麻。不論在人口、企業、市場，台灣都無法與大陸相提並論。如果雙方對等開放，許多行業台灣企業進大陸，宛如滴水入海，而大陸企業進台灣，就像大象一腳踩進小水塘，魚蝦亂跳，產業生態崩解。
兩岸第二項明顯的不對等是環境的自由度不同。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市場，只要政府沒規定的事，基本上是可做的，政府說開放，就是徹底開放，沒有但書、沒有潛規則。
可是大陸是嚴格管制的環境，表面開放，背後都有各種隱藏性障礙。以這次印刷業的「對等」開放為例，事實上台資印刷業者拿不到書刊、雜誌的准印證，經營範圍大打折扣，類似的現象，在各行各業普遍存在。因此同樣是開放，但是其實並不對等。
兩岸另一項明顯的不對等是：政府的威信及公權力執行的力度。以查稅為例，大陸只要遇到稅務問題，所有的企業無不高舉白旗，自動繳械，自行解決。而在台灣，稅務官司可以從地院，打到高院，必要時還可以打釋憲官司。而就算被追繳罰款，還可以討價還價商量。這樣的經營環境，兩岸企業能對等嗎？
所以兩岸的經貿談判，我們必須先承認台灣的處境艱難，我們完全處在不對等的情境中，體認了不對等，我們才能小心謹慎的尋求對等互利的可能，否則一廂情願的信守經貿談判上的對等原則，除非大陸願意「讓利」外，不可能討到便宜，而大陸對台「讓利」的蜜月期已過，我方不應再有任何幻想。
除了認知兩岸的不對等，分析產業的優劣，選擇有利的品項溝通外，台灣的經貿代表還要揚棄速效與數目的好大喜功心態。過去台灣代表常希望快一點、多幾項，因此經常未準備充分，就急就章坐上談判桌。也常希望包裹談判，這正是問題之所在。
台灣的產業環境複雜，而且上下游相關產業利益衝突，政府的貿然決定，常會順了姑情逆嫂意，難免就會禍起蕭牆，無所適從了。經貿官員應認知雙方的不對等，不求快、不貪多，才能真正對台灣產業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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