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11
Richard Wagner: The Best Overtures & Preludes
【摘要2014/03/31旺報】博鰲論壇祕書處日昨發布《亞洲競爭力2014年度報告》，針對2013年37個亞太經濟體的競爭力進行評估，其中，亞洲四小龍連3年包辦前4名，星、韓高居前2名，遺憾的是，台灣的競爭力連3年下滑，居四小龍之末。
這項亞洲競爭力報告，分別從整體經濟實力、基礎設施狀況、商業行政效率、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社會發展水平等指標進行評比。其中，整體經濟實力方面，台灣因經濟成長趨緩，排名下滑2名；基礎設施的競爭力也同樣下滑2名；商業行政效率進步1名。
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向來是台灣強項，原本排名第1，如今卻被南韓超越，屈居第2。主因是台灣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下降，人均國際專利授權量也下滑，使得創新領域競爭力減弱。
近年來，國際經濟論壇（WEF）與洛桑管理學院（IMD）所做的國家競爭力評比，頗受注目。四小龍中，星、港均領先台灣許多。台灣在IMD的排名，亦連3年下滑，去年為第11名；在WEF排名變化不大，去年為第12名。
不同的競爭力評比，由於採用的方法、指標不同，有不同的結果。不過，從趨勢來看，如果在同一個評比中，連3年下滑，就是一大警訊，更何況，台灣已在兩個評比中，連3年下滑，政府部門更不能輕忽。
台灣的經濟發展面臨瓶頸，唯有強化創新、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產業才能成功轉型。高等教育與研發是創新重要來源，為何台灣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下降？進一步影響到國家的創新動能，甚至讓競爭對手南韓大舉超越，政府應深切檢討並積極改善。
讓在地企業及勞工雨露均霑【摘要2014/03/31
經濟日報】自由化與全球化一直是20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奉為圭臬的施政重點，但這項政策基本上是有利於跨國企業，對在地沒有能力跨足國際的小企業及勞工卻帶來衝擊，這也是為何各國大多數小企業及勞工會抗拒全球化、自由化的主要原因。
目前許多國家，包括我們台灣，大都採輔導或救濟的方式來因應這些衝擊，但顯然這不是最好的方式。中小企業在面對跨國企業，若以競爭角度來看，再怎麼輔導，相對擁有的資源仍完全不成比例；對勞工而言，工作權益是無法以救濟政策所能補償的。
因此，如何在開放及全球化之下，讓絕大多數企業及勞工可以參與經濟活動，才是政府該努力的方向。況且，相較於貨品貿易開放的效益及影響，服務貿易開放的效果相對不明確，但衝擊卻更廣泛，因此，如何在開放利益與衝擊間取得平衡？勢必不能等到衝擊產生後再來因應與救濟。
基本上，服務貿易有四種模式，包括跨境提供、境外消費、設立據點、及自然人存在，各有不同模式，所產生的在地利益及就業，當然也有所差異。
其中第一種模式，是跨境提供服務，最典型就是電子商務，只要消費者可以上電商網站，配合第三方金流與物流活動，便能產生及完成消費行為。不過，此次服貿協議大多數項目，我們並沒有簽下跨境提供模式，即便電子商務也只能赴福建設立據點。
第二種模式，是境外消費，主要為觀光客的消費活動，這應該是所有模式中對於在地生產及就業產生最高效益的模式，不過，先決條件是這些觀光客所消費的商品是本地生產，否則，本地只賺到商品周轉服務收入，獲益者只限於這些流通業者，更糟的是，倘若中國大陸廠商採上下游一條龍策略，那麼，台灣廠商連中間的周轉利益也賺不到。
第三種模式，是設立據點，也就是台灣企業可以赴中國大陸設立據點提供服務，這也是政府及贊成服貿協議企業，最寄予厚望的模式，但此模式與第四種模式台灣律師、會計師赴中國大陸執業一樣，對台灣本地的產業關聯及就業效益，實在有限。
不過反過來看，陸資來台設立據點的確可能創造台灣在地就業，唯先決情形是，這些陸資所創造的就業並非取代本地企業，而是額外增加的。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跨國企業的利益與行為並不必然與整體經濟所關注的利益完全吻合，台灣跨國企業所在乎的是可以因為服貿協議而馳騁中國大陸內地市場，但就國家經濟的政策目的而言，卻希望創造更多的國內就業機會及所得。就以號稱此次服貿協議獲益最多的產業，包括金融及電子商務，可以赴中國大陸設立據點後，大家都寄望未來獲利可以回饋台灣本地。
有些人會認為，當企業在海外賺錢後，應可透過股市或員工分紅回饋給股東及員工，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這些回饋均未顯著發生，先前的ECFA早收降稅利益、或是企業營所稅由25%降至17%，企業獲致政策利益，大都放到企業自己的口袋裡，因此去期待企業主動回饋，顯不切實際。
唯有讓服務貿易不得不與台灣在地生產活動相連結，才能維繫甚至創造台灣中小企及勞工利益。也許政府不能完全禁止中國大陸企業運用所謂產業一條龍策略，但資訊的透明、揭露與查緝，給予民眾自由選擇，是政府應堅持的。
另外，政府不應以規模效率為由，放棄對於市場多元及競爭性的堅持。當競爭性下降甚至不存在時，不僅利益為少數人獨占，消費者多樣性選擇的效用也不再存在，那麼所謂自由化的意義將完全喪失，自由化反而因為獨占壟斷力的提升，而使得市場變得更不自由。
服貿協議應加一條但書【摘要2014/03/31自由◎
張學逸】服貿爭議除了違反程序正義和民主原則之外，大部分人都著重在經濟的得失，但不論如何，它的長期效應都是大幅增加依賴中國賺錢的人口，加重台灣經濟早已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結果將強化中共對台灣選舉的影響力，弱化台灣的民主機制，危及國家生存。
急欲併吞台灣的中共專制政權，利用台灣的經濟依賴操控選舉，培植傾中促統政權，是唯一可行的併台途徑。這種手段在2012年總統大選已現端倪。當時想要仰賴中國賺錢的企業，為了表態支持中共屬意的候選人，以減薪、失業等經濟理由，對選民威脅利誘，這種很難抵擋的現實壓力，確實左右很多投票意向。
這種影響力擴大的結果，順從中共的候選人才容易當選，政治人物當然就越重視逢迎中共，越不需要顧慮民意，選票的價值降低，民主制度名存實亡。這種現象已經開始出現。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國民黨政府顧慮這個重大的問題，可見學生的要求是對的，必須退回服貿。我們要面對的是急欲消滅我國的專制國家，不是一般國家，當然一定要訂定監督條例，重新嚴審，不能被逼入圈套，並在服貿協議加上「不得阻擾台灣洽簽其他國際經貿條約，否則立即中止」的但書，這是國家公民必須站出來捍衛的基本尊嚴。 （作者為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秩序、自制 堪稱學運典範【摘要2014/03/31
聯合報】反服貿學生從三月十八日占領立法院後，十三天來，已寫下台灣學運史的新紀錄。昨天主辦單位宣布五十萬人上凱道，展現的秩序與自制，更堪稱學生運動的典範。
但學生眼見兩岸服貿協議的簽署與通過，事前欠缺溝通、不夠透明，事後違反程序正義、不經討論就要在立法院過關，學生選擇以占領議場凸顯代議政治失靈等問題，確也有其不得不的理由。
有人比喻說，看見房子失火，如果必須打破窗子才能救火，實難苛責破窗的舉動。外界必須正視重大公共政策說明不夠充分、監督不夠嚴謹的問題。破壞立院或政院公物，與堅守程序正義之間，孰輕孰重，從昨天五十萬人上凱道相挺學生來看，已經不辯自明。
馬政府更該深自檢討，若非學生的催逼，何嘗想過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如果不是學生一再抗爭，馬總統會不會態度軟化？
對於學生抗爭，馬政府只想滅火，就像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說，「只想解決學生，不想解決問題」，但與其找來校長搭建溝通平台，還不如傾聽學生訴求，誠意回應，才是真正的「滅火器」。
如果占領立法院代表「大破」，喚醒人民及政府對程序正義的重視，就是「大立」。318學運，確實幫大人上了一課，盼能對憲政體制、民主制度作最深刻的反省。
蘋論：漂亮！330的群眾們【摘要2014/03/31蘋果】昨天晚上7:30，學生領袖一聲解散令下，50萬人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漂亮的秩序、嚴整的紀律、潔淨的街道、偉大的理性，打破群眾運動若持續必然走向暴力的規律，在世界上是極為罕見的表現。
認為台灣人民不夠格享有民主的犬儒主義者，請面對台灣社會的現實，並調整你們的偏見。馬力圖宣揚服貿協議的好處，民眾卻擔心中國藉服貿協議所送來的威脅；台灣的學運顯示人民對政府快速向中國靠攏已產生很重的危機感。民眾為什麼如此強烈反服貿？
因為正是讓ECFA那樣輕易在立院過關，馬當局才食髓知味，壓迫立委包裹表決，禁止逐條審查。如果這次又讓他得逞，接下來的貨貿等經貿協議也將循例辦理；更可怕的是政治協議馬當局也必率由舊章，禁止立院審議，全部包裹表決，不但視立院如無物，更可輕易在政治上綁死台灣並送上統一的祭壇。所以若不嚴防死守，寸土必爭，馬和北京就會得寸進尺，要求依往例辦理。這是學生不肯讓步的底蘊。
馬總統應該把這次學運正面看成與北京談判的後盾，而不是負面看成他個人的失敗，或台灣的噩耗。我們建議馬接受學生的關鍵性建議，當作日後與北京政治談判的籌碼。學生得到政府的妥協，不必不斷加碼，可以見好就收，如此雙贏，彰顯了雙方的政治智慧，何樂不為？
北京若覺悟到這是統戰台灣的絕佳機會，可以宣布同意重啟服貿談判，讓更多利給台灣，並盡量減少政治曖昧及含意的條款，做出一個純粹經貿的協議，讓台灣人民放心，才是為將來政治談判搭好舞台的做法。同時，也讓馬當局和學生都可以光榮解套，創造三贏。
學生領袖不斷提醒冷靜克制，是昨天50萬人表現和平理性奇蹟的原因。這是台灣最寶貴的資產，台灣就會再進化。德國社會哲學家韋伯在《政治做為一種志業》中的名言：「真正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並按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個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
50萬太陽花寫歷史【摘要2014/03/31伊佳奇 蘋果】服貿不是單純國際間經貿協議，涉及台灣未來的命運是否能不受中國操控？民眾有權利了解協議內容對台灣政治、經濟等各層面的影響，政府有義務說清楚，有責任決策透明化，如今50萬人以上的聲音已經告訴馬政府，這聲音是不可漠視的。
今天台灣的民主，不是自然演變生長的，是經過多少次政治運動爭取而來，所以，我們現在每四年可以選出自己選區的立法委員，好像是理所當然。如果沒有許許多多民主運動及1990年3月野百合運動學生的努力，可能還可看到坐著輪椅、掛著尿袋的「資深立委」進立法院來決定你我的命運，這些選民都已不存在的民意代表，從民國37年開始就職，到民國80年才停止行使職權，讓他們退職，看似很簡單的事，卻是經過許多民主運動努力的成果。
民主憲政的層次問題，不是蓋不蓋高速公路、廢除三輪車等經濟、交通建設層次可比擬，民主的原則是放諸四海皆一致，無論主權在民、定期選舉、公平公開的選舉、落實民意的決策等，但往往執政者卻以菁英政治的思維及統治合法性的做法，遠離民意及統治的正當性，進一步，以治安、法律的層次來阻擋民意，逃避政治議題，阻礙民主憲政的健康成長。
政治運動，或是街頭運動，是一種改變政治體制或政府不當決策的一種行為。在民主國家，政治運動多由民眾或社會團體發起，以示威遊行、靜坐等方式，迫令執政當局屈服，以達到社會及政治變革；在極權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則多由執政當局發動，內容與執政者的意識形態相關。政治運動多有其發起口號，以吸引更多民眾參與。
回頭看：解嚴、《憲法》上人民基本權利的恢復、可組黨、集會、遊行、開放報禁、廢除國民大會、資深中央民代退職、總統直選、修改《刑法》第100條文、反媒體壟斷等，那一項不是經由街頭運動爭取而來？
任何一次政治運動都會有人受益，也有人失利，那不是民眾關心的重點，正如太陽花學運的成員，民眾更關心的是：自己及子孫未來命運會受到如何的改變？執政者不能再拿統治合法性來阻擋統治正當性的存在與否。
〔曾任教於大學，教授行政法、資深新聞工作者〕
黑衫軍完美公演【摘要2014/03/31江春男 蘋果】昨50萬黑衫軍走上街頭，立院到凱道周邊道路全被擠爆，路人寸步難行，天公也送來祝福，晴天有雲且陣陣涼風，適合散步郊遊，為台灣民主運動留下令人驚嘆的一章。
示威現場有人帶著鹿角，有人把香蕉當太陽花，有人大吃太陽餅，毋須解釋，大家都會心一笑，還有「英茸宛在」的圖像，引起陣陣笑聲。政大教授莊國榮被人認出來，驚呼他是先知，幾年前就知道有人真的是「小孬孬」。
學潮10天後，馬英九才鼓足勇氣出來回應學生，但他列舉支持服貿的企業家和媒體，剛好是學生最反感的對象，他也許知道學生訴求，卻不知道50萬人怒吼的原因。
黑箱作業固然有違民主程序，但這是表象，它代表權力傲慢，行政權的專斷，面對中共的軟骨症，以及對跨海峽政商集團的庇護。黑衫軍和學生們在擔心什麼呢？
他們主要的擔心是，財富沒有公平分配，風險不能合理分攤。「當一切承諾落空」，「當生存沒有退路」，「當選擇的自由即將被剝奪」，服貿協議顯然會惡化這些問題，但馬政府對此無所感，他只會用算盤和統計數字，不會用心傾聽民意。
尤其讓普羅大眾反感的是，跨兩岸的政商集團，這些人在國共合作模式上獲得特殊利益，並在台灣逐漸建立影響內政的槓桿。國共兩岸私通，遊走兩岸的商人找到尋租空間，固守家園的小民隨運命安排，正在崛起跨兩岸的權貴集團，正在掌控台灣，這對台灣的民主是更複雜的挑戰。
學生領導社會運動，這是台灣首演，現在已撐過13天，創下歷史紀錄，這些優秀的學子，是網路世代，也是教改的世代，他們大大地發揚野百合精神，證明「教改」不算太失敗，應還李遠哲一些公道。
有人問我關於世代的問題【摘要2014/03/31胡晴舫 蘋果】此次台灣學運又是一個近來全球性世代變革的例證。嬰兒潮世代所主導的自由經濟模式，包括小政府、市場化、低關稅、未來舉債等，以為從此世界和平，人人皆是自由經濟體，自在飄浮在地表上，國族疆界消失，意識形態不再。
然而，全球化運動加上新科技革命，漸使貧富拉大，世界再分兩半。到了2008年由美國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這套自由經濟模式終如一輛失速馬車，輪子因過熱而掉落。政府的角色重新回到檯面上。這次學生運動的訴求，看似抗議政府，深入解讀後，其實要求政府介入市場，屬於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性反全球化浪潮。
底特律等工業大城相繼破產，美國民眾要政府將製造業從中國帶回來；法國失業率創新高，法國民眾要政府將工廠從東歐遷回來；台灣拒絕簽訂服貿，恐懼失去工作機會，害怕移民，期待政府做得更多。
2008年金融海嘯的道德反省即在「企業自由」到底該多寬？連銀行如何發放員工紅利，美國大眾也希望政府介入。因為現代人生活並不是由政府掌控，而是企業。市場追求效率，企業不斷收購合併，企業是新一代帝國，覆蓋了大部份地球。
譬如民生用品，架上商品看似琳琅滿目，全球幾乎僅由十間企業負責生產，只是不同商標。身為台灣消費者，去7-11買飲料，到星巴克聊天，上網買博客來，背後皆是統一企業。民主社會裡，新的威權對象並不是政府，卻是提供消費服務進而全面掌控民眾生活的大型企業，關於服貿條例將使商業交流變成政治控制，此種論點並不完全非理性。
因此，全球政府均面臨巨大壓力，民意要求政府使用政治力量，平衡企業財團的經濟力量。企業也是民眾，他們是適應全球新科技經濟的民眾，追求市場自由最大值，擁有經濟實力，視政府為政治干預。
而尚未進入經濟體的學生以及不得其門而入的民眾，他們對全球競爭的不信任以及對未來的恐懼，也或者根本質疑通行經濟法則，渴望制定社會新模式，其實是政府與各方談判的最佳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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