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樺政績513
West Side Story - Simon
Bolivar Youth Orchestra
【摘要2016.8.20.蘋果
林志翰】軍公教工作年資在1995年以前為舊制、以後的為新制。軍公教本身分成三類,工作年資完全在1995年以前的稱為第一類軍公教;工作年資在1995年前後的稱第二類軍公教;工作年資完全在1995年以後的稱第三類軍公教。
有一派說法認為,第一類軍公教現在都是70幾歲以上的老人,過去薪資不高、生活貧苦,所以不用改革。但筆者認為,第一類軍公教完全適用於18趴舊制,沒有繳交過一分一毫的退撫基金,公平正義的年金改革不應遺漏。
以筆者大學同學的父母親為例,兩人均在1995年、約53歲就退休,至今領取退休俸21年,以各約7萬元的月退俸(不含之前領取的年終慰問金)來計算,他的父母已豪領了3500萬元。大學同學直言,父母這世代的教師領這麼多,根本無法想像我們未來的退休金在哪裡?
這類軍公教最喜歡將早年薪資偏低掛在嘴邊,殊不知政府在1990、91年各調薪13%,大幅調薪後薪資偏低的問題早已不存在。何況,月退俸仍會隨著現職軍公教調薪而增加,第一類軍公教至今也都退休20幾年以上,即便補償也都夠了。只有少數80歲以上的老軍公教,當年領取一次退的微薄退休金,沒有搭上大幅調薪列車的人,政府才應繼續給予18趴的優存。
其次,第二類軍公教中如果舊制年資在4、5年以內,他們應歸納於第三類軍公教,18趴優存額度不多,爭議不大。但如果年紀約莫在60至65歲的第二類軍公教,則爭議非常大。以65歲的老師為例,退休年齡約莫53歲,也就是在2004年退休,這群老師初任教職後一直有不錯的薪資,卻僅繳交新制退撫基金9年。
以內政部在2014年底公布的平均壽命約為85歲計算,這類型的軍公教繳了「9」年的退撫基金,卻換來政府至少「30」年高所得替代率的照顧,年金改革理所當然。
年金改革應有公平性,全盤精算各世代軍公教繳交退撫基金的差異,給予「差別金額」的退休金給付,或讓退休軍公教補繳退撫基金以維持改革後的月退俸金額。
此外,年金改革千萬別忘了那些政府退休高官或年資「黨職併公職」的貪婪政客,這些人的18趴優存額度是基層軍公教的數倍。瘦小吏、肥高官的年金改革絕對無法獲得掌聲。
陳保基政績 好好的農地被計畫成荒地【摘要2016.8.20.自由◎ 張國輝】農地無法農用,是長期存在的問題,政府本身要負起大半的責任。筆者堂叔身後留下的農地,有四個兒子繼承土地,各約有0.5公頃,這片農地位在台中中部科學園區旁。
日治時代末期台中州府為擴大甘蔗生產面積,沿著大肚山腰等高線開鑿了一條引取大甲溪水,從豐原、大雅至烏日的成功嶺,跨過無數村莊綿延數十公里的水圳,這條被稱為「新圳」的溝渠活化了上千公頃的大肚山農田,除了甘蔗之外,地瓜、高粱等雜糧也是高產量的地區,也有農民引水種稻,而最重要的是農家的飲用水全靠新圳的水源。
可惜到民國六十五年間,政府為推動工業化開發了台中工業區,將東海大學以南的新圳攔腰廢除,從此工業區以南的農田全成為荒野。
十五年前中部科學園區開發時,考慮周邊地區未來的發展,周邊的農業區均冠上中科特定區做為都市計畫的前期工作,筆者親戚的農地恰位於中科與省府時代所規劃的國安社區的中間地帶,與他們毗連的農地約有二、三十公頃,在未開發中科之前,尚有水源供他們種植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但隨著中科開發後,政府一度將這片狹長的農地規劃為住宅區,加上中科開發時原有的灌溉溝渠都遭到破壞,致這片計畫中的住宅區很快就成為荒地。
兩年前,政府突然又將它改回農業區,原來在市區做生意的老三繼承土地後,到現場了解分配位置時,才知道他在路邊的土地早已成為雜草叢生的荒地,並成為垃圾清理業者夜間偷倒廢棄物的天堂,幾天後他被舉報未盡土地管理的責任並開罰他,他十分的焦慮,最後他想乾脆恢復原狀種田,卻發現早已損壞的水利溝渠根本沒有水可以讓他種植農作物,不僅是他的田沒水,毗鄰的農田也因無法灌溉而告荒蕪,他很感慨政府決策的草率和各單位各自為政的嚴重。
中科開發時,穿過中科的「新圳」尚有保留,但與水圳相接的溝渠卻讓它損壞到無法使用,土地的使用變更對農民是何等的大事,都市計畫變來變去,政府相關部門與民間的農會、水利會等都不需要聯繫嗎?讓荒地成良田,本是政府的農業政策,如今卻讓良田成荒地?又要如何振興農村?
國際新聞 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就是鬼島【摘要2016.8.20.蘋果
余杰】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很羨慕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高效英明──新加坡很幸運,明明是一黨獨裁的國家,卻被視為法治國家;明明是父親傳給兒子的「變形帝制」,卻又讓大多數人民感到心滿意得。
在新加坡,言論自由只跟少數人有關。在網上發表視頻批評李光耀,順帶嘲諷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17歲少年余澎杉,此前多次出庭受審,且有段時間被祕密關押在精神病院中。近期,他又被新加坡當局控以6項傷害宗教感情及兩項違抗公職人員命令罪名。更為荒誕的是,余澎杉曾嘗試委託律師,但新加坡沒有一個律師願意代表他,他只好自己為自己辯護。
余澎杉陷入了某種千夫所指的窘境。然而,真正受辱的,不是孤立無援的余澎杉,而是新加坡的政府和執政黨。雖然一代強人李光耀死掉了,但其陰魂仍籠罩在新加坡的上空,他永遠在畫像上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新加坡人:要乖乖聽話啊,只要聽話政府就一定給你們工作和公屋。
新加坡的律師成千上萬,都是聽話的律師,他們瞻前顧後、明哲保身,沒有一個人敢出面為余澎杉辯護。由此可見,新加坡的法治狀況甚至比中國還要惡劣。中國那些屢戰屢敗的人權律師們,敢於挺身而出為法輪功、家庭教會和異見人士辯護,儘管他們會失去律師資格,甚至跟辯護對象一起被關進監獄,但他們前赴後繼、百折不撓,他們相信美國法學家拜爾曼的宣告:「法律不被信仰,就形同一張廢紙。」
習近平上台後,多次派遣地方官員到新加坡學習取經,新加坡的幾所大學幾乎成了中共的「海外黨校」。中共官員們樂於去新加坡接受培訓,總比去延安和井岡山的黨校要好得多吧?
新加坡人的幸福指數很高。本質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所幼稚園。園長和孩子們和諧相處、親密無間。台灣有鄭南榕那樣的勇士,為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不惜獻出生命。如今,在審判席上慷慨陳詞的少年人余澎杉,有沒有可能成為新加坡的鄭南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