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論
〔黃奕瀠 中國時報2011.02.28摘要〕二月某個周末早晨，我們和侯文詠來到林懷民八里住家，屋內擺設雅緻簡單，只有父母的相片靈位和書櫃，一張雲門照片都沒有，也刻意不放舞蹈照片。
「我回家就是要休息的。」創雲門以來第一次休長假的林懷民說，因為不在創作狀態中，所以房間才如此乾淨清朗。林懷民：「如果我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人，不會走到現在。」
林懷民多次坦言自己過去「不知民間疾苦」。他出生嘉義世家，父親林金生曾任交通部長，成長過程一路平遂，出國讀書甚至不需要太費勁打工，直到創立雲門才從「少爺」轉變成擔下所有責任的「大家長」。
「他們（指爸媽）從未告訴我債務的事，更沒要求家中長子的我分擔這分壓力。這是他們默默支持我推動雲門志業的方法。每思及此，羞愧如刺。」因為沒有後顧之憂，林懷民每個人生重大決定，才能簡單由心。
當年林懷民結束美國學業後，獨自到歐洲旅行，返台前在希臘機場痛哭想著「我的好日子過完了」。侯文詠忍不住問他：「到底在哭什麼？」
林懷民回得坦然：「看完世界後，我才知道台灣是監牢。」林懷民的母親曾說他可以不用回來，但「我們那一代後面的東西就是這樣，我叛逃了，逃得不夠快不夠遠，又被傳統抓回來。」
放下文壇才子的架子，重新學起舞蹈，對他來說這兩樣藝術沒有優先順序，他只感覺對舞蹈有熱情。「我在國外看到好的東西都想學，都很想帶回台灣。」林懷民說，包含那分文明秩序。
侯文詠詢問：「當年為何才學了一百個小時的舞，就敢創辦舞團？」
林懷民的回答隨意簡單：「慾望和夢想自己會跳出來」，「有些夢想是自己不敢和自己說清楚的」，年少時他想做很多事，但他相信直覺，而不是依賴頭腦決定。
1973年雲門創團，那年在台北演出，因為觀眾拍照，林懷民憤而起身降幕停止表演，二十年後，在北京演出，同樣的劇碼再次上演。侯文詠詢問林懷民為何如此無懼，「你為什麼敢叫停？」。他的回答依然簡單，「沒有為什麼，就是奮不顧身的。」
因為從小的庭訓是「責任」這兩個字，儘管三十多年的重擔折了林懷民的腰，他還不打算退休，不只因為雲門舞者的生計，還有台灣人民對雲門的期待，「反正我一輩子都在被期許中長大，我習慣了。」
侯文詠詢問他如何放下世家身段、謙遜向企業家募款？林懷民笑著說：「我從不覺自己是名人」，「可是要錢時，我也會想到自己是世家耶。」面對眾人的大笑，他強調，人生就是困難和挑戰和一點小小的快樂組成。
當我們問他：「希望後人怎麼評價自己？」，林懷民這樣問答：「關我什麼事？！」
林懷民再三肯定台灣的文明進步和台灣人的品質，也時而被外國人對台灣的讚美所打動，他認為政府該做的是，如何將這些民間的品質匯流起來，成為一股前進的力量，但政府似乎沒有這樣的計畫行動。
當侯文詠詢問「對台灣的期待？」時，林懷民直言：「我的期許是政府要說清楚你到底是要怎樣？」他說自己到書展的不丹館，看到各個國家的幸福政策時，心想，真希望我們的政府有類似的政策，而不是只說蓋了什麼，「你的政績不是這些數字，而是老百姓的安居樂業，那些開心及自由追求的東西。」
幸福指數，才是政府最大的目標，而現在政府著重的「經濟」雖也重要，卻只是技術，而不能當成目的。
「建國一百年我最失望的就是，政府沒給我們國土規畫的政策。」林懷民認為，台灣很棒，如果夢想都能聚力的話是很美好的事。只是，藍綠的角力，限制了夢想，因為即使他們各有夢想，卻只在意「對方會如何攻擊這件事」。
現在雖已解嚴，但政治人物胸襟還沒解嚴，「我對台灣如果有抱怨的話，就是覺得他的潛力沒被充分發揮出來。」
雲門大火滿三周年當日，林懷民現身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就著一張張老照片說故事，主題廣場擠滿了人，一位來自雲林麥寮的民眾最後一個舉手發問，他先否定「台灣之光」的稱譽，認為「光」遲早會黯淡，林懷民應是「台灣之寶」。
林懷民表情認真地回應：「我不是台灣之光，台灣之光是那些把街道掃得很乾淨的清道夫，是那些為了應付聯考夾在學校和父母之間，仍一心想把書教好的老師，是那些為了捍衛家鄉反對六輕的麥寮人，是那些為了環境反對國光石化的彰化人及站出來的年輕人。」
林懷民：「什麼台灣之光？我們這些出來拋頭露臉的絕對不是台灣之光。」那些捐款給雲門的小學生、企業家，鼓勵雲門的計程車司機，以及那些成為文明秩序力量的台灣人，他們才是台灣之光。
林懷民認為，台灣動不動就捧個「台灣之光」，無非尋求外面的肯定。「我們都在問鏡子啊鏡子，誰是最美麗的女人。」我們對自己的瞭解不夠，所以都要讓外面的鏡子來告訴我們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所以，「可憐的王建民打球打出頭，就必須肩負這麼多事，這都告訴我們，我們有問題。」
林懷民認為他身體受傷便是承擔太多壓力，而新科高爾夫球后曾雅妮在他眼裡便自信從容多了，連連以英文誇獎：「她真棒。」
在林懷民眼中，台灣雖然很多先天不足，但也因此什麼可能性都有，但他希望在這些可能性中，有種「從容以對」的可能，讓台灣在各方面都能累積並奠定基礎，「因為台灣有這麼棒的一批人。」
「年輕人不知道太多事情，是因為媒體不給。」林懷民批評媒體簡單界定年輕人，「我從來不相信這些標籤」，他也認為除了商業炒作以外，媒體不曾給予更多的知識和資訊。「二二八經過了幾年，我們才真正的回顧這些歷史？」
林懷民說，因為媒體和社會不太回顧歷史，也就簡單認定年輕人不關心這些事，但他所接觸的年輕人乃至於他的學生，只要稍稍指點，便能從不懂到熱烈擁抱。
林懷民表示，他相信年輕人可能花很多時間上網、不睡覺，「電腦文化是有趣的，但總要有些行動吧。」台灣的樂生保留運動和反國光石化抗爭都是年輕人主導的，「不能再隨便說他們草莓」。
雲門繞行世界，得到高度肯定，林懷民強調，「不一定要被瞭解，不一定讓大家知道台灣多可憐，而是需要有尊嚴和自信，尊嚴比理解重要」，在世界巡迴的同時，雲門就是靠專業表現建立的尊嚴、自信搏得國際讚揚。
要積極在國際打拼，建立國際品牌，才能回來演給台灣自己的百姓看，「雲門要生存，得靠外國的認可和捐款，這或許是種無奈，但也展現了台灣人拼搏和靈活的精神」。
在《水月》、《行草》等舞作走向世界被高度讚譽為東方美學後，濃厚國族意味的《家族合唱》將在民國一百年年底重演。他忍不住再次強調「記憶」的重要：「我們是一個沒有過去的島嶼，新的政權永遠推翻前個政權的東西，有些歷史要面對，不管喜不喜歡。」
侯文詠：除了觸及二二八事件的傷痛，《家族合唱》最重要的意涵是什麼？
林懷民：1997年第一次演完後，大家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些訊息，觀眾覺得很吃力。但2003年重演，在沒有更改作品的情況下，大家突然覺得輕、流暢和美麗，其實是這個社會改變了，他們面對這些面對多了，shock（衝擊）降低了，從含兩滴眼淚到沒有眼淚。
《家族合唱》是解嚴十年後的創作，做完它我才解嚴，我才自由。那個時候我已經五十歲了。 《家族合唱》談的是人的處境，所以到德語系國家演出時，感動了語言不通的觀眾，他們說自己也有同樣的歷史。
這個舞對我來說是面對，希望對社會也是一個面對。如果不面對，二二八只是一個符號、一個數字。 我演講時，只要二二八照片一出現，即使是年輕人也會掉下淚來，他們也有委屈。
不必然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或是說台語受罰之人才有創傷，有些無法解釋的委屈，整個社會得花更長的時間，透過非辯論的方式來鋪陳，才能真正「解嚴」。
我覺得台灣的歷史應該被瞭解。所以勞動人來翻譯，但那些語氣都不對，普契尼的歌劇名作《茶花女》也沒變成英文啊，所以決定不幹了。改回原文後，國外觀眾完全擁抱，熱烈得不得了，這件事讓我體認到不一定要被瞭解，不一定讓大家知道台灣多可憐，而是需要尊嚴和自信。
台灣人很靈活，但都不累積，很多事情都是從無到有，愛拼才會贏，但每次都重作。我們到世界去學，學怎麼搭舞台，這是為了尊嚴和驕傲，到後來外國人都說我們很專業很棒，但我們還是繼續學，只是不免會想要學到什麼時候？
儘管雲門在台灣已獲相當大的肯定，政府給予的支持補助等級也相當高，林懷民仍感慨，以台灣現存的通路和藝文消費環境，雲門必須往外走才能獲得捐款，才能活著。他總說，「在國外努力演出為的是回家給自己的百姓看」，在國外雲門不賠，但在台東會賠。
記者追問：沒有林懷民的雲門，還能維持下去嗎？林懷民很肯定地回答：只要現在建立好制度，任何人不在，雲門都可以永續發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