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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4.30.中時
劉怡君】根據2019年ＥＦ全球非英語國家的英語程度指標報告，「超高英語精熟度」(Very
high proficiency level) 的國家大多是歐洲國家，如荷蘭、瑞典、挪威、丹麥分居前四名。亞洲唯一進入「超高英語精熟度」的國家是新加坡，名列第5。台灣則是第38名，屬於「中等英語精熟度」(moderate
proficiency level) 的國家。為何歐洲和新加坡可以？
歐洲國家除了英語程度高，人民能同時保有自己國家語言，可以依據語言使用情境，流暢的切換語言。這樣令人羨慕的多語環境，其實有其天然條件。首先，歐洲國家因為特殊地理環境，彼此緊鄰，尤其是申根成員國之間的跨國交通暢通，人民經濟商業、旅遊與生活互動頻繁，英語也就理所當然成為歐洲跨國互動的共通語言。
此外，大多數的歐洲國家語言和英語同屬於日耳曼語系家族。也就是說，歐洲國家人民除了有大環境的英語使用需求之外，學習上也比非同源語國家來得容易些。
對比新加坡，因為新加坡是由四大族群組成: 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因此，英語在新加坡也是跨族群溝通的共通語言，英語在新加坡生活上有其不可或缺的實用性。和歐洲國家不同的是，雖然英語不是當地四大母語的同源語，但是受英國40多年殖民的影響，英語早已是學校和政府單位使用的官方語言。即便在新加坡獨立建國後，將華語、馬來語、坦米爾語和英語共同並列為官方語言，並要求不同族群在學校需要學習母語，英語一直都被視為是新加坡「第一語言」。
透過上面的案例，可以推論影響國家英語程度的因素有：1)
使用英語的大環境、2) 英語和母語屬同源語、3) 有歐美殖民歷史。台灣並沒有以上3個條件，要成功推動雙語教育，實屬不易。
英語好，通常被認為可以與世界接軌、讓個人或國家增加競爭力、可以快速吸收世界新知。這些好處毋庸置疑，但是英語是具有高度競爭性的強勢語言，在語言使用生態中，具有毀滅本土弱勢語言的侵略性。以新加坡為例，20年前，新加坡的英語頗具特色，是英語和當地語的混雜語，與標準英語使用或有差異，因此「新加坡式英語」長期被貶低為「彆腳」、「錯誤」的英語，也被視為低教育程度的表現。
為了提升新加坡的「英語水準」，新加坡在2000年開始推動「講好英語運動」(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講標準英語被視為是國際接軌、成功與高社經地位的代表。在政府與學校強力推行下，英語彷彿如出閘的野獸，席捲新加坡其他本土語。在2010年新加坡教育部調查揭露，超過50%的華裔和印度裔年輕人在家只使用英語和父母對話。
2014年，學者Ying-Ying
Tan在知名SSCI期刊World
Englishes宣稱，英語已經是新加坡的母語了。大多數新加坡年輕人不會說、也沒興趣學習他們祖父母的語言。本土母語已淪落成為學校裡的外語學科，年輕世代因為語言隔閡，已嚴重造成新加坡文化傳承的問題。
歐洲各國其實也對英語抱持著警覺性。為了防範英語過度擴張，並保持荷蘭語的主導地位，荷蘭政府自1992年開始規定高等教育以提升荷蘭語為目的，授課與考試必需使用荷蘭語，除非學位涉及外語學習、授課教師無法使用荷蘭語、或教學或學生有使用英語的特殊需求。然而，根據荷蘭政府統計，2017-2018
仍有高達23%大學部課程和74%碩士課程是全英語授課。
根據國家雙語教育政策，2030年要達「50、50、50」目標，標竿學校、學院50％大二生英文達CEFR
B2以上程度，且至少50%的大二生與碩士生，學分逾50％是全英語課程。距離這個目標還有10年，也就是目前小三，10年後上大學的學生被期許要能表現出以上成績。
然而，現在的英語師資培訓才剛開始，而且極度不足。根據教育部的理想標準，4年後師資培育人數可以有2000人，然而全台國小教師約有10萬人分佈在各城鄉鎮小學。這樣的師資培育速度，顯然遠水救不了近火。
除了師資的問題外，雙語教育後的城鄉差異，也是專家學者的心中隱憂。目前英語課程期望可以全英語授課(EMI,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之外，其他學科的英語教學法是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也就是同時教授英語和專業學科內容。老師可以依據學生程度調整使用英語的份量。CLIL教學法的好處是，學生同時學英語和專業知識。
但是班上如果學生英語程度參差不齊，英語差的學生可能連帶會影響其專業科目的學習。此外，老師可以配合班級需求調配英語使用的比例，那麼可想而知，偏鄉弱勢地區的孩子們，可能因為英語程度不足，而維持現有上課模式；以中文為主，但是城市的明星學校孩子們，可能因為英語程度高，而接受更多的英語教學。如此一來，台灣城鄉英語差異將呈現K型發展，強者越強，如Ｋ字的右上斜槓，弱者越弱，如Ｋ字的右下斜槓。
根據目前台灣的先天條件不足（如上述，不能滿足語言發展的三大條件），後天狀況失調
(師資教材不足; 城鄉英語水平差異過大)的情況評估，2030雙語教育政策應該很難達標。不過，不能達標，反而不是最壞的情況，頂多就是浪費幾億的納稅人的錢罷了。最令學者專家擔心的是，如果達標了，怎麼辦？
台灣一向重視英語，英語進入台灣後，勢必維持其強勢地位，成為所謂的高階語(high
language), 在語言生態競爭下，再加上政府雙語教育推波助瀾，台灣其他本土語言都將成為低階語(low language)。在語言位階差異下，高階語取代低階語的案例比比皆是，且通常低階語一旦瀕臨滅絕，就勢不可挽，只能眼睜睜看著它死去。也就是說，雙語教育如果成功，台灣許多寶貴的本土語言文化將會逐漸被年輕人遺忘。
許多國家早已經歷過英語發展過程，台灣在擬定雙語教育政策時，應該借鏡他國的寶貴經驗，避免犯同樣的過錯才是。但是目前看到的是，全國盲目追求高標英語，以新加坡為模仿對象，殊不知，新加坡是個負面教材，台灣若不能以他山之石攻錯，除去自身語言自卑感，瘋狂擴大英語教育，台灣恐將成為下一個新加坡。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躲白色方塊後的國安局及其同志【摘要2021.4.30.蘋果 蘇慶軒、吳俊瑩】《政治檔案條例》施行後，各界原本期待探索台灣過去威權獨裁體制運作的工作，能夠進入「深水區」，更加清楚認識加害體制。作為情治機關龍頭的國家安全局檔案移轉與開放應用，不僅是促轉會，也是民間社會關心的問題。但我們發現，國安局的檔案移轉數量，極為有限；開放應用端，設下違背《政治檔案條例》立法精神的重重限制。
國安局是依1966年修訂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創造出來的動員戡亂機構，無疑符合《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政治檔案的定義，因此其所掌管的文件與動員戡亂體制密切相關，如何可能只有檔案局目前所公開的197案？這197案還不全是《政治檔案條例》施行後清查與移轉的數量，在條例施行前，國安局已移轉了一些舊案，如二二八事件的拂塵專案、鹿窟事件案、美麗島事件案等。目前國安局政治檔案的數量，違背我們對台灣威權體制的基本認知，嚴重低估國安局在威權統治時期的角色。
國安局移轉公開的197案，應用上也最為不便。檔案局全文影像上網的122萬餘頁檔案中，國安局檔案1張都沒有。更有甚者，檔案局在檔案申請的准駁決定通知書中，另附上要求：「不得出版及公開散布，如有個案需求請徵詢國家安全局意見。」此一規定異於檔案局對於其他國家檔案與他機關的政治檔案的應用方式。
即使國安局依《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2款「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外關係之虞」對檔案應用加以限制，但究其實，若影響如此重大，檔案根本就不該公開；既然已經公開，對於已經閱覽與得知檔案內容的使用者設下限制，究竟有何意義？這些限制又該如何落實？若設下的限制無法作用，國安局又應對國家安全與對外關係負起怎樣的責任？
閱覽國安局公開的檔案後，我們還發現，檔案提供應用的做法根本牴觸《政治檔案條例》第11條：「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職稱，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
國安局的檔案，局長、副局長以外的各級公務員姓名、消息來源、線民姓名皆用白色方塊遮掩，且為了掩護當年的線民，還遮蓋了這些人獲取情資的時間、地點與手法。
即便當年受到監控的人可以毫無保留看到上述被掩蓋的資訊，但對其他檔案使用者而言，檔案內容呈現出荒謬的對比：受監控者的言行與個人隱私，全部攤開任人閱覽，執行不法手段侵害隱私的公務員與協力者躲在白色方塊的背後，無法聞問。
而受國安局指導的其他情報機關是否會「群起效尤」，跟進遮掩？這樣的檔案內容對於究責與歷史真相的追求究竟有何幫助？我們又該如何知道現今由國安局統合的國安體制，已經受到民主化的洗禮，而與過去全然不同？
我們要提醒檔案局，《政治檔案條例》為了處理不同價值觀點應取得平衡，第14條規定：「開放政治檔案如涉爭議事項，得由檔案局邀集相關機關（構）、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審議之，並排除第11條所列人員。」
促轉會與檔案局理應正視政治檔案運作實務上，遭遇由國家安全、情報活動的機密屬性所構成的包圍困境，以及受監控者的隱私權平衡的等問題，提出相應的修法規劃。否則轉型正義最困難的究責問題，只能在外圍打轉，也不會出現我們得共同思考的道德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