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政績728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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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12.11.工商時報】大陸民營企業債務違約情況仍在加劇。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公布最新報告顯示，大陸民營企業債券違約率從2014年開始逐年攀升，至2019年前11個月已來到4.9％的歷史新高。受總體經濟增長疲軟影響，惠譽預計2020年大陸民企債違約率仍將維持在歷史新高。
惠譽評級中國企業研究董事黃筱婷10日在中國企業債藍皮書發布會上指出，儘管大陸民企發債數量和金額遠低於國有企業，但從違約發行人的數量和違約債券本金金額來看，民企所占比例均超過80％。再加上中美貿易戰讓部分企業經營壓力加大，特別是被加徵關稅較多的行業，其債券違約率上升的可能性更高。
惠譽統計，2019年前11個月和2018年大陸國內評級為AA+的民企債違約率分別為3.8％和1.2％，而2017年為零。AA或者更低評級的違約率在2019年前11個月升至6.4％，而2017年為1.9％。
惠譽研究顯示，2014年以來大陸企業債券的違約數量呈上升趨勢，2019年前11個月升至51家，違約率升至1.19％。且違約債券本金金額更從2014年的人民幣（下同）13億元增至2019年前11個月的994億元。不過黃筱婷認為，目前大陸債券市場1％左右的違約率算相對平穩，不會造成系統性風險。
另外，很多民營企業未能在收緊的融資環境下再融資，激進的業務擴張使資產負債表過度膨脹，以及公司治理薄弱等。
41家上市公司遭中國政府收歸國有【摘要2019.12.11.自由】受到美中貿易戰和中國成長放緩影響，許多中國企業遭遇資金週轉困境，大股東被迫將股票質押，卻因股價跌跌不休，面臨斷頭危機，最後只能由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紓困和接管，但此舉等於是將債務壓力換由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背。
根據Choice統計，今年截至12月9日，中國已完成控制權變更的上市公司數量已超過188家之多；其中，包括乾景園林在內，有41家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由個人，變更為國務院國資委、地方國資委、地方政府等在內的「國資系」，所占比重超過23%。
國資系在A股市場大買上市公司的動作，始於2018下半年，當時上證綜合指數一度跌至2449點，接近800家民營上市公司、近1兆人民幣（以下同）股票質押面臨斷頭危機，加上上市公司債券進入償還高峰期，上市公司的資金鏈岌岌可危。
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上到國務院、相關部委，下到地方政府、各金融機搆，先後公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幫助民營上市企業克服融資難和融資成本高等問題，化解股票質押風險。
深交所的數據顯示，紓困民營上市公司的資金規模超5000億元。而截至今年2季底，已有244家上市公司完成了紓困，涉及金額約為861億元；獲得紓困的上市公司中，超過81.7%為民營上市公司，紓困對象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大股東。
中國在亞洲外交大灑幣 17年花掉3.8兆元【摘要2019.12.11.自由】據美國老牌大學威廉與瑪麗學院（William
& Mary）研究組織AidData研究，中國在2000年至2017年間擴大亞洲影響力的外交工作中，有近半涉及金融活動，而在此17年間，中國在亞洲的投資金額約達1260億美元（約新台幣3.8兆元）。
《南華早報》報導，據威廉與瑪麗學院研究組織AidData今（10）發布的報告，中國正透過「金融外交」在亞洲地區拓展影響力，報告指出，中國官方機構或銀行在2000年起的17年期間，在亞洲地區已承諾、已實施或已完成的投資項目達1260億美元，其中有約12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投資。
據報告，中國17年間在亞洲的投資，有一半以上投入巴基斯坦和哈薩克，而這兩國也都是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合作夥伴。此外，包括哈薩克、巴基斯坦、吉爾吉斯和印度，皆是中國公眾外交的重點關注國。
報告也指出，公眾外交是中國消除潛在威脅、克服內部不利因素，並超越和中國競爭影響力的區域對手的關鍵工具，而以哈薩克為例，其佔中國中亞地區公眾外交活動項目的41％，中國也已和當地政治精英建立了聯繫，儘管哈薩克民眾仍因中國移民、投資和維吾爾族在中國的待遇，而普遍懷疑中國政府。
AidData政策分析總監、領導小組研究的Samantha
Custer表示，中國在亞洲的公共外交計畫越來越複雜，但中國以基礎設施維主的金融外交，卻讓其他外交工具相形見絀。
AidData副總監兼該報告合著者Siddhartha
Ghose則稱，中國政府時常以「打包」中國企業、勞動力和供應品的方式援助他國，使受援助國的經濟利益受限，也因此造成對中國的觀感不佳，舉例而言，在2000年到2017年間，中國將其金融外交資源，分配給擁有更多新中國公司和中國移民的國家。
此報告由美國國務院支持，並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合作，調查結果來自於數據分析，以及和孟加拉、哈薩克、馬爾地夫、尼泊爾、斯里蘭卡和烏茲別克等國約200多名有影響力人物的訪談。
參考資料：
清理中共代言人！傳「他」被美盯上 親共人士恐慌【摘要2019.12.11.自由】美國總統川普當地時間11月27日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美中緊張關係升溫，且日前傳出美國開始執行香港法案，知名作家陶傑就爆料，指一名親共香港富商搭私人飛機抵達美國，在3個小時的談話後，被拒絕入境。如今這名香港富商身分疑似曝光，被爆是星島日報老闆何柱國。
另外，香港親中共媒體也被列入制裁名單，包括文匯報及大公報記者，被限制簽證，令香港大公、文匯集團貼出公告，大罵美國賤踏新聞自由。
報導提到，何柱國為香港菸草大王何英傑長孫，2001年收購華語媒體星島集團，除了中共政協委員的背景，並身兼多間中國企業及官方要職。
根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對特定外國人（包括中港官員）進行制裁，包括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限制簽證和拒絕入境等。時事評論人士盛傑認為，美國已把人民日報、央視等黨媒，指定為外國政府代理人，開始清理紅媒，隨著國際上圍堵中共，「紅媒及其代言人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Made in Germany」會走下神壇嗎？【摘要2019.12.11.蘋果
黃哲翰】鑑於年中以來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日前「中國電文」所證實之新疆再教育營大規模迫害維吾爾族的境況，德國輿論與政界近日呼籲，全面檢討德國對中政策的力道已越來越強。而針對其中一項當前重大議題——德國5G建設是否應該採用有隱私外洩與被監控風險的華為設備，朝野政黨也處於激辯之中。總括來說，德國對中政策正面臨兩個大原則之間的衝突與取捨。
首先，是當今德國作為二戰後走出納粹陰影之新生國家的立國基礎：視維護人權、自由與憲政民主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歷史責任。一般人如果難以想像，這種價值意識對戰後德國政治具有多大的主導力和制約力，可以回想2015年夏末梅克爾政府不得不選擇開放邊界、接納難民潮，這種一點也不「現實」的政治邏輯，便可略見一二。
然而，面對中國政府近年來對人權與自由的迫害越趨嚴重、並透過經濟力量對外輸出其威權模式，德國的反應一直以來卻相當低調被動。這一點和它在面對例如土耳其艾爾多安政權、俄羅斯普丁政權時相較批判的姿態，呈現耐人尋味的對比。
這就涉及另一項讓德國難以取捨的原則——經濟利益。德國作為出口導向的工業大國，中國是它最大的市場，也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間的自由貿易，而自從2002年中國加入WTO，德國經濟就把最大的注下在中國。隨著中國消費力的迅速增長，德國也迎來了所謂的「第二次經濟奇蹟」：從90年代末截至去年，德國出口總額屢破新高，政府稅收一路攀升、財政赤字轉黑，失業率下降到數十年來的新低點，民眾消費力增長了2成。
這種被德國媒體稱為「肥到流油」的好日子，與90年代末那個經濟疲軟、財政瀕臨破產的「歐洲病夫」不可同日而語。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造就了德國幾乎作為全球領頭羊的「企業磕頭」現象，例如過去戴姆勒集團為引述達賴喇嘛而道歉、漢莎航空的台灣官網自稱「中國台灣」並將台灣旅客列為「中國國籍」等。
然而，好日子終有過完的一天。如今德中兩國在經濟上的角色關係已然大幅扭轉：中國對德國而言已不再是單純被動的市場，中國憑藉大量國家資本的重點加持，從對德國技術亦步亦趨的模仿者，成為德意志工業聯盟（BDI）所稱的「系統性競爭者」。
更為嚴重的是，長時間依賴中國市場的紅利，也讓德國產業錯過了升級轉型的良機。今年，英國《經濟學人》、美國《彭博商業週刊》，乃至於德國《明鏡週刊》都提出警告，德國引以為傲的產業模式正面臨失靈的危機：作為德國經濟命脈的汽車產業靠吃老本，對技術創新的投資嚴重落後，如今電動車、電池與人工智能駕駛等尖端技術，都掌握在美國與中國企業手上。
引以為傲的經濟命脈尚且如此，德國在新創企業、智慧型機器、軟體研發、生物科技方面均落後於美、中、南韓等國。此外，梅克爾四屆政府對產業升級的總體規劃都嫌被動且不明確，在基礎建設的投資上也不如其國際競爭者——德國落後且牛步化的網路建設、又貴又慢又常斷訊的網路使用體驗就是一例。
如今德國夾在美中貿易戰之間，角色頗為尷尬。而川普揚言要對歐盟汽車課徵25%懲罰性關稅，此舉如果成真，預估德國光是在汽車相關產業就會蒸發15萬個工作崗位，後續連鎖效應不堪設想。面對德國經濟的內外窘境，產業人士正剉著等。
《明鏡週刊》針對數名德國前50大企業主管進行訪談，歸結出業界看法：德國如果再不思改變，「Made
in Germany」就將走下神壇，90年代日本的失落就是前車之鑒。
日前，德國交換學生在香港參與示威活動被捕，隨後雖獲交保，但也已引發德國輿論譁然。近日以來抖音（Tik
Tok）的言論審查風波與資安疑慮，以及德國公視第一台（ARD）進駐抖音，都觸動著德國人政治價值的敏感神經。面對可能成形的「新冷戰」格局，無論在政治價值的堅持或經濟出路的選擇上，德國都走到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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